此词抒发了作者病体初愈、徘徊香径时,悼惜春残花落、感伤年华流逝的惘怅和哀愁。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辞意凄婉。“病起恹恹”,即《青箱杂记》所说的“一日病起”,这句是实写作者当时的情况。由于生病,心绪愁闷,故见画堂乱正在凋谢的花枝,也好像更增添了几分憔悴。“画堂”句,不仅点出了暮春的节候特征,而且亦花亦人,花人兼写:“憔悴”,既是写凋谢的花,也是写老病的人;人因“病起恹恹”,而觉得花也憔悴;而花的凋谢也更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恹恹”。“乱红”两句,紧承“画堂”句,进一步描绘物象,渲染气氛。有“画堂花谢”,即有“乱红飘砌”。“砌”应“画堂”,“乱红”应“花谢”,连环相扣,正是作者用笔缜密之处。“滴尽胭脂泪”,则情浓意切,极尽渲染之能事。“胭脂泪”,形象地描绘“乱红”的飘坠,赋予落花以伤感的人情,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伤感。
下片转入怀人念远。“惆怅”两句,写乱春人去,无人在花乱共醉,只有“惆怅”而已。“惆怅”之至,转而为“愁”,愁且“无际”,足见其怀人之深。最后两句,更以特出之笔,抒发此情。“武陵回睇”,即“回睇武陵”,由结句的“波空翠”看,作者当是由眼乱的“乱红飘砌”而联想到“落英缤纷”的武陵溪,而那里正是驻春藏人的好地方。但这里并非是实指,而是借以代指所怀念的人留连之地。不过,人在远方,虽凝睇翘首,终是怀而不见,望中徒有翠波而已。“空”字传神,极能表现作者那种怅惘、空虚的心情。
由落花而伤春,由伤春而怀人,暗寄时事身世之慨,全词闲笔婉妙,深情幽韵,若不能自胜。这种情调与政治舞台上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韩琦绝不相类。同样的情况,还有范仲淹、司马光等,皆一时名德重望,他们都写过艳丽的小词。其实,这倒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杨慎《词品》所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唐韩偓《流年》诗有云:“雄豪亦有流年恨,况是离魂易黯然。”再者,这与词的发展特点有关。词之初起,便以抒情为上,《花间》之后,便形成了婉约的传统,韩琦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还没有突破这个传统。
这是一首游子怀乡的诗。怀乡而欲归不得,阻山隔水,于是感极下涕。
诗中有一个矛盾,就是将“巫山”和“淮水”同地并称。闻一多《乐府诗笺》说:“《南部新书》庚:‘濠州西有高唐(原误塘,从《封氏闻见记》、《诗话总龟》改)馆,附近淮水。’案此与夔蜀之高唐馆同名,以地名迁徙之例推之,疑濠西淮水附近之高唐馆,其所在之山亦名巫山。此诗巫山淮水并称,即濠西之巫山也。”也可以不必拘泥字面,泛指山高水长。
诗的前四句写山高水深。山是巫山,水是淮水,写水深山高的同时,交待了诗人所在的地域,与下文“欲东归”相照应。山不独高,而且广大,着力写道路险阻。写水,强调其深,因为深,难以渡过。“山高”与“水深”相对应,山高是虚写,用作水深的陪衬,对水深有加重和渲染的作用,呈现出难以逾越的意念。这四句为全篇作铺垫,或者叫“造势”。
“我欲东归”到“泣下沾衣”六句开始集中写水。从“我欲东归”一句,可知诗人的家乡在淮水下游,他要归家,必须走水路。在他产生“欲东归”的想法的同时,残酷的现实便像特写镜头一般推到他眼前,他不禁惊叫:“害梁不为?”原来这淮水没有桥梁。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然而,诗人心中尚存一丝希望,就又想:我何不乘船归去?可是,船呢?“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二句含着悲和怨。上一句是悲伤的自语;下一句则衔怨于淮水: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汤汤回回”地奔流不息,莫不是有意跟我作对!这是一种绝望的心情。过河没有桥,渡水没有船,满心希望全化作泡影。无奈之时,诗人只有“临水远望”:水天的尽头,有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此时可望而不可即。他内心激动极了,像涨起很高的潮水,无法平静下去;终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潮水冲出了闸门。
最后两句:“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扣住怀乡思归的主题。但其作用不仅止于此。上面六句都是具体写思归,这两句则在于提高感情的强度,犹如一支乐曲用高八度的复唱作煞尾;正因为如此,“谓之何”三字是那样铿锵有力。
这是一篇杂言诗,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各类句式。开头四个三字句,两两对仗,一气连作,表现山高水深,气势逼人。再用两个四字句将节奏放缓,跟着一个五字句,一个六字句,这同诗的感情变化起伏相一致。下面又是两个四字句,语势再度趋于平缓。接下一个七字句,陡起波澜,紧逼出一个顿挫有力的三字句,全诗嘎然而止。感情的抒发如直接从诗人胸中流出,略无掩饰,显得朴实深厚。字句上绝无半点斧凿痕迹;不见用力,却字字有斤两。所有这些,形成这首诗古朴真挚的风格。
在汉乐府中,游子怀乡、欲归无因已成为一类歌辞的母题。如《悲歌》中有四句作:“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又有一篇《古歌》说:“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些诗句,与此篇似乎有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