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首联“四年书剑滞燕京，更值新来百感并。”诗人说自己滞留燕京四年，虚耗了精力，空度了年华，尝遍了酸甜苦辣，时逢寒秋，更是百感交集，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书剑”指代文士生涯。以书耀文，以剑显武，是古代儒生本色，是诗人的骄傲。“滞”是不通不畅之意，说明命运多艰，仕途蹇涩。此联上句突出诗人形象，下句“更”字使诗意推进一层，将感情强化，引出“百感”。秋来更增百感，源于“宋玉悲秋”。宋玉《九辩》开头就高唱“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此后，它就引发了许多诗人的生活感受和艺术联想，也成为诗歌创作的触媒。
颔联“台上何人延郭隗，市中无处访荆卿。”承接上文“百感并”，写其所感。诗人在秋色触目，忧愁苦闷，百感交集之时，头脑中浮现出两个古人，一个是郭隗，一个是荆轲，他们都有过不同寻常的际遇《战国策》、《史记》均有燕昭王礼聘郭隗的记载。《史记·燕世家》：“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燕昭王为隗改筑宫而事之。”《文选》李善注还载有燕昭王于易水边建黄金台以招天下贤士的故事。两千年来，燕昭王成为礼贤下士的代表人物，郭隗成为文人学子羡慕向往的榜样。
荆轲亦曾受燕太子丹特殊礼遇，同时他还有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者，卫人也。而之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卿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今云“市中无处访荆卿”，即伤心知己无从寻觅，又隐指像荆轲那样的际遇今己难逢。怀念郭隗，寻访荆卿，表明诗人企盼受到当权者的尊重和厚待，渴望找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知己。但是英主难逢，古贤远逝，徒令寒士唏嘘感喟而已。两句用典，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使其悲秋之情显得更为深沉厚重。
颈联“浮云万里伤心色，风送千秋变徵声。”放眼远望，万里浮云呈现一片灰黯颜色。顷耳细听，飒飒秋风里传来千年回响的变徵悲音。上联主要是怀古，此联转入了伤今。诗句展现出北国秋色的壮阔景象，但在诗人眼中，它却是一片“伤心”颜色，他听到的却是一种“变徵”哀声。变徵声：变徵为古音阶之一。古人把音乐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又有变宫、变徵二声。变徵音色凄凉，宜于悲歌。“变徵声”与上联“访荆卿”照应。诗人在秋风中仿佛听到了变徵之声，一方面寄托对荆轲的向往和怀念之情，一方面从听觉上渲染心境的悲凉。旅京无托，志士失意，不免感到万物同悲，此融情入景也。
尾联“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寻驺卒话生平。”此尾联收束全篇。京都四年，怀才不遇，知己难寻，在萧飒秋风中，百感交集，憋闷郁结，欲以长歌排遣，却又意兴索然，心情颓丧，只好寻找身份低贱的仆夫隶役共话生平，一诉衷肠了。驺卒：官府服贱役的仆隶。南朝梁人谢几卿曾于闹市与驺卒对饮，为放纵不羁之士所激赏。作者此语既有失意于上层社会，欲到平民中寻觅知己的想法，又有放纵情怀，不计穷通得失的意味，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前面两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联徒然收回，强自压抑，另辟通途，便产生了沉郁顿挫、纵放自如、悠然意远的艺术效果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
“无花”二字双关不见花开之意，这层意思紧启第三句“笛中闻折柳”。“折柳”即《折杨柳》曲的省称。这句表面看是写遍地闻笛，实际话外有音，意谓眼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表征，“无花”兼无柳，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这四句意脉贯通，一气直下，措语天然，不拘格律如古诗之开篇，前人未具此格。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这两句是说，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
五、六句紧承前意，既写军旅生活的紧张。古代行军鸣金击鼓，以整齐步伐，节制进退。写出“金鼓”，则烘托出紧张气氛，军纪严肃可知。只言“晓战”，则整日之行军、战斗俱在不言之中。晚上只能抱着马鞍打盹儿，更见军中生活之紧张。本来，宵眠枕玉鞍也许更符合军中的生活习惯，不言“枕”而言“抱”，一字之易，紧张状态尤为突出，似乎一当报警，“抱鞍”者更能翻身上马，奋勇出击。此两句则就一“晓”一“宵”写来，并不铺叙全日生活，概括性也强。全篇只此两句作对仗，严正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配合，增强了表达效果。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末两句是说，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以上六句全写边疆生活的艰苦，若有怨思，末两句却急作转语，音情突变。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西域国名）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此诗末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愿”字与“直为”，语气斩钉截铁，慨当以慷，足以振起全篇。这是此诗点睛结穴之处。
本诗的结尾雄壮有力，与前面六句的烘托之功是分不开的。没有那样一个艰苦的背景，则不足以显示如此卓绝的精神。此诗所以极苍凉而极雄壮，意境浑成，是因为有了前六句的铺垫。如果一开口就豪言壮语，转觉无力。这写法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诗不但篇法独造，对仗也不拘常格，自是五律别调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