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上片写金陵的地理形势。开首即以赞美的口吻称之“佳丽地”。“南朝盛事”,点出南京古来即有盛名,扣题。起二句为总括。“南朝”,指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580年陈亡,建都建康(金陵)的宋、齐、梁、陈等朝代。以“谁记”提起,加以强调:“南朝盛事”已随流水逝去,人们早已将它遗忘了。
“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可是,金陵的山川形胜却依然如故。这两句主要写山,水为陪衬,描绘出金陵独特的地理形势一群山环抱,耸起的山峰,隔江对峙;且以美人头上的“髻鬟”形容山峦,以“清字形容江水,不仅形象,而且显示出金陵山清水秀的美好景色。如今,旧时王朝的都城,却“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当年“豪华竞逐”的金陵,而如今却是座“孤城”,潮水的拍击声正反衬出环境的寂静冷漠,天际的风帆给人一种空旷落寞之感。词人通过景物描绘,极力渲染这些历史遗迹的冷落,正在被遗忘,与上文“谁记”相应,抒发了深沉的怀古之情。
词作中片写金陵的古迹。开首以景出,“断崖树,犹倒倚”,着一“犹”宇,强调景色依然,使眼前实景,带上历史色彩,下面又追加一句“莫愁艇子曾系”。这里化用了古乐府《莫愁乐》:“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点出古迹。接下继续写景,“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郁苍苍”,谓云雾很浓,望去一片苍青色,埋没了半边城的营垒。结尾二句点明时间是“夜深”,地点在“赏心亭”,即夜深时分,词人仍站在赏心亭上,观览莫愁湖和秦淮河的景色,不禁发出景物依然而人事已非的喟叹。这两句起到束上启下的作用,即上面所描绘的景色,皆是由此观览到的,又引出下片怀古的感慨。
词作下片,写眼前景物。“酒旗戏鼓甚处市”,这是词人眼前见到的景色:酒楼、戏馆,一派热闹景色,不禁发出“甚处市”问语,这是何处的繁华市面呢?前面两片所写多是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这里则写连景物也变了。当然,酒楼、戏馆并非纯自然景色,而是包含人事在内的。这情况引起词人的猜想。“想依稀、王谢邻里。”是说这些酒楼戏馆所在地,仿佛是当年王、谢两家比邻而居的乌衣巷,也就是说,贵族住的乌衣巷如今换了主人。至此,词人不禁产生人世沧桑之感,于是结尾发出“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兴亡慨叹。燕子是不知人事变迁的,依然飞进往年栖息过的高门大宅,而今已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房舍。然而词人看到夕阳余晖中成对的燕子,却认为它们有知,且正在议论兴亡大事!这当然是词人内心的兴亡之感赋予了燕子而已。这片从眼前景物引起对金陵古都朝代更替的无限兴亡之感,从而表达出咏史的题意。
本篇为咏金陵旧迹,感慨历史兴亡的名作。上片总写金陵形胜,境界旷远,雄壮中蕴含落寞。“寂寞”二字透出历史变迁,人亡物移,故国繁荣与孤城幽寂的荒凉。中片糅合当地传说,扣紧金陵景观抒发物是人非之感,“断崖”“旧踪”“雾沉”等为景物涂上了一种苍茫的色调。下片以何处寻得当年“酒旗戏鼓”的繁华街市的感叹发端,侧重写“王谢邻里”的豪门旧迹难以寻觅,只可依稀辨识,抒发人世沧桑之思。燕子相对说兴亡于斜阳之中,意象极巧,感伤殊深。全词强化了景物描写的清峭、冷寂而又悲壮、苍凉之情韵,境界开阔,内蕴深远。
宋代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一些怀古名篇: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至周邦彦这首《西河·佳丽地》;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到姜夔的《扬州慢》,可以说各有千秋,难分轩轾。这些作品,有的是以突兀见长,有的是以绵密取胜;介于突兀和绵密之间的是这首《西河》。它从时间上说是断续交织,从空间上来说,是疏密相间。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上片,只是泼墨画似的写了“江山如画”,下片集中写了周瑜,一气贯注,如同骏马驻坡,纯属粗线条的勾勒。姜夔的《扬州慢》,侧重于主观感受的深微描绘。笔墨之间,隐约可以听到凄清的号角声和感受到随着号角声传来的寒意而伴着寒意的角声,偏又是在一个兵荒马乱后的萧条古城中吹彻。这些都说明作者牢牢扣紧了寓有深意的景物,进行密密层层的渲染。至于周邦彦的这首词,似乎介于泼墨写意与工笔细描之间。如:词的上片以疏为主。词人放眼江山,对作为“佳丽地”的“故国”金陵做了一个全面的鸟瞰,描绘了江上有山峰夹峙和江心有怒涛汹涌的雄伟形势。第二部分以密为主。在上片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勾勒:从前面围绕“故国”的山峰,引出了后面的“断崖树”,以至想象中的“莫愁艇子”;从前面的“清江”,引出后面的“淮水”;再从前面的“孤城”,引出后面的雾中“半垒”和月下“女墙”。这就好比电影镜头,缓缓而来的不再是远景全景,而是中景和近景了。下片,画面突出的是特写镜头:一帧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呢喃图。小小飞禽的对话,可以说刻画入微,密而又密。“相对”,可能指燕子与燕子相对,也可能指诗人与燕子相对,完全可以听凭读者用想象来补充。尽管它们的呢喃本无深意,然而在诗人听来看来,却为它们的“不知何世”而倍增兴亡之感。“疏”利于“写大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写出高情远意;“密”利于画龙点晴,写出“小景”,写出事物的不同于一般的特征。杰出的怀古词一般都是能做到“大”“小”结合、“疏”“密”相兼的,这首《西河》更为突出。总体来说,周邦彦这首怀古词,艺术技巧极其精湛,比起他的大量送别、怀人之作,的确别具一格;特别是寓悲壮情怀于空旷境界之中,并使壮美和优美相结合,确是怀古词中一篇别具匠心的佳作。
此外,周邦彦的《西河》与其他怀古之作不同的是,并不正面触及巨大的历史事变,不着丝毫议论,而只是通过有韵味的情景铺写,形象地抒发作者的沧桑之感,使人触景生情,见微知著。怀古之作,总要描写标志着沧桑之变的景物,王安石的怀古是从当前的“千里澄江”和“彩舟云淡”——故国的风景宜人,过渡到昔日的“豪华竞逐”。苏轼的怀古则从眼底的“大江东去”,写到古代有关三国赤壁战时的“多少豪杰”,再联想到当前自己的壮志成虚,年华已逝。但这些都不像周邦彦词通篇写景,以景物描绘的逶迤曲折为线索,从头到尾把一切情语完全熔铸于景语之中。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从写景入笔,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诗开篇就是“荆吴相接水为乡”,既未点题意,也不言别情,全是送者对行人一种宽解安慰的语气。以“荆吴相接”几个字将千里之遥写得近如比邻,给人以比邻咫尺之感,恰似说“天涯若比邻”,“谁道沧江吴楚分”。说两地,实际已暗关送别之事。但先作宽慰,超乎送别诗常法,却别具生活情味:落魄远游的人是最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的。这里就有劝杜晃放开眼量的意思。长江中下游地区,素称水乡。不说“水乡”而说“水为乡”,意味隽永:以水为乡的荆吴人对飘泊生活习以为常,不以暂离为憾事。“水为乡”描出江南特点,也有以水为家之意。语属宽解,情实至深。这样说来虽含“扁舟暂来去”意,却又不著一字,造语洗炼、含蓄。此句初读似信口而出的常语,细咀其味无穷。若作“荆吴相接为水乡”,则诗味顿时“死于句下”。
“君去春江正淼茫”。此承“水为乡“说到正题上来,话仍平淡。“君去”是眼前事,“春江正淼茫”是眼前景,写来几乎不用费心思。但这寻常之事与寻常之景联系在一起,又产生一种味外之味。“春江淼茫”,春江水满,正好行船,含有祝友人一帆风顺之意,但“淼茫”二字又透出凄惘之情。“淼茫”一词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从字面上来看它是描写眼前景:春江上烟波浩淼,雨雾蒙蒙,其实是写诗人心中的茫然,写出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怅然若失。既有喜“君去”得航行之便,也有恨“君去”太疾之意,景中有情在,让读者自去体味。这就是“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了。
“日暮征帆何处泊”,撇景入情。朋友刚才出发,便想到“日暮征帆何处泊”,联系上句,这一问来得十分自然。春江渺茫与征帆一片,形成一个强烈对比。阔大者愈见阔大,渺小者愈见渺小。由景入情,抒发别绪。写出友人的孤单寂寞。友人走后,诗人遥望江面,但见“日暮孤帆”,航行在渺茫春江之上,于是代人设想,船停何处?投宿何方?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揣度行踪,可见送者的心追逐友人东去,又表现出一片依依惜别之情。这一问实在是情至之文。
“天涯一望断人肠”,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断人肠”点明别情,却并不伤于尽露,可谓“不胜歧路之泣”。原因在于前三句已将此情孕育充分,结句点破,恰如水库开闸,感情的洪流一涌而出,源源不断。若无前三句的蓄势,就达不到这样持久动人的效果。
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杜晃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杜晃之间的真挚友谊。诗中四句从写景入笔,寓主观感情于客观景象之中,使客观的景象染上浓重的主观感情的色彩。
这首散曲描绘了一幅秋日登楼远眺的画面。
长空中雁飞成字,在诗词中已常有表现,如吴融《新雁》“一字横来背晚晖”、苏轼《虚飘飘》“雁字一行书绛霄”、张炎《解连环·孤雁》“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等等,但多是一笔带过。该曲将天空与雁行分开来铺写,秋雁的“一行愁字”就分外醒目;而这一切又是在枫枯柳瘦、夕阳空阑的铺垫下托出,悲秋伤寂之意也就格外惊心。前三句静止,映合“江楼”;后两句活动,紧扣“晚眺”:在章法上也颇为井然有序。作者写枫、柳、夕阳、画阑都不甚动声色,“晴空莹然”甚而有情怀释然之意,却在末句推点出“一行雁一行愁字”。产生抑扬变化的效果不算,登楼晚眺的思乡之意,也在字面以外显示出来了。
稍后的散曲作家吴西逸,也有一首“落梅风”:“萦心事,惹恨词,更那堪动人秋思。画楼边几声新雁儿,不传书摆成个愁字。”末两句也颇为奇警。但雁行列队飞行,排成的不是“一”字就是“人”字,摆不成“愁”的复杂字样来;而“愁”字若作定语解释,则“一行雁一行愁字”要比“不传书摆成个愁字”更说得通。所以吴作极可能是受了该曲的影响;至少在读吴作之前,先应当读读这一篇。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