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上片起首句,写女子登上挨着园林横空而起的小楼,看见恋人身骑骏马奔驰而去。此二句按景缀情,景物描写中缀入女主人公的别情。“朱帘”三句,承首句“小楼”而言,谓此时楼上佳人正身穿春衣,卷起朱帘,出神地凝望着远去的情郎。“破暖”三句,表面上是写微雨欲无还有,似逗弄晴天,实际上则缀入女子的思想感情,说它也象当前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以下四句便写这位女子一个人楼上一直等待到红日西斜的过程以及当时的情绪。轻风送来的卖花声清脆悦耳,充满着生活的诱惑力,也容易引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女主人公想去买上一枝插鬓边;可是纵有鲜花,谁适为容?故此她没有心思买花,只好让卖花声过去,直到它过尽。“过尽”二字用得极妙,从中可以想象得到女主人公谛听的神态、想买又不愿买的惋惜之情。更为巧妙的是,词人将声音的过去同时光的流逝结合一起写,状画出女主人公绵绵不尽的感情。歇拍二句,则是以景结情。落红成阵,飞遍鸳甃,景象是美丽的,感情却是悲伤的。花辞故枝,象征着行人离去,也象征着红颜憔悴,最易使人伤怀。不言愁而愁自其中,因而蕴藉含蓄,带有悠悠不尽的情味。
下片从男方着笔,写别后情怀。“玉佩丁东别后”,虽嵌入“东玉”二字,然无人工痕迹,且比起首二句凝炼准确,读后颇有“环佩人归”之感。“怅佳期、参差难又”,是说再见不易。参差犹差池,即蹉跎、失误。刚刚言别,马上又担心重逢难再,可见人虽远去,而留恋之情犹萦回脑际。至“名韁利锁”三句,始点出不得不与情人分别的原因。为了功名富贵,不得不抛下情人,词人思想上是矛盾的、痛苦的,因此发出了诅咒。“和天也瘦”句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天若有情天亦老”化来。但以瘦易老,却别有情味,鞍王世贞对此极为赞赏,因为它概括了人物的思想矛盾,突出了相思之苦。“花下”三句,照应首句,回忆别前欢聚之地。此时他虽策马远去,途中犹频频回首,瞻望女子所住的“花下重门,柳边深巷”。着以“不堪”二字,更加刻划出难耐的心情,难言的痛苦。煞尾三句,颇饶馀韵,写对月怀人情景,颇有“见月而不见人之憾”(《草堂诗余隽》卷二)。
全词以景起,以景结,而其中一以贯之的则是作者执着的情愫。对一个沦落风尘的薄命女子,作者竟钟情若此,这决非为征管逐弦而出入青楼的薄幸子弟所能望其项背。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此诗是一首描写初夏池塘美丽景色的、清新的小诗。一切都是那样的细,那样的柔,那样的富有情意。宛如一幅花草虫鸟彩墨画。画面之中,池、泉、流、荷和蜻蜓,落笔都小,却玲珑剔透,生机盎然。
第一句,紧扣题目写小池的源泉,一股涓涓细流的泉水。泉水从洞口流出,没有一丝声响,当然是小之又小的。流出的泉水形成一股细流,更是小而又小了。这本来很寻常,然而作者却凭空加一“惜”字,说好像泉眼很爱惜这股细流,吝啬地舍不得多流一点儿。于是这句诗就立刻飞动起来,变得有情有趣,富有人性。
第二句,写树阴在晴朗柔和的风光里,遮住水面。这也是极平常之事,可诗人加一“爱”字,似乎用她的阴凉盖住小池,以免水分蒸发而干涸,这样就化无情为有情了。而且,诗舍形取影,重点表现水面上的柔枝婆娑弄影,十分空灵。
三、四句写池中一株小荷以及荷上的蜻蜓。小荷刚把她的含苞待放的嫩尖露出水面,显露出勃勃生机,可在这尖尖嫩角上却早有一只小小蜻蜓立在上面,它似乎要捷足先登,领略初夏风光。小荷与蜻蜓,一个“才露”,一个“早有”,以新奇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捕捉那稍纵即逝的景物。
诗题“小池”全篇都在“小”字上做文章。诗词需有不同的题材与刚才,有的重大题材,须写出壮阔的境界、恢宏的气势;有的题材甚小,仅是生活中一个细节,但却能写出幽情逸趣。且此诗写的犹如一幅画,画面层次丰富:太阳、树木、小荷、小池,色彩艳丽,还有明亮的阳光、深绿的树荫、翠绿的小荷、鲜活的蜻蜓,清亮的泉水。画面充满动感:飞舞的蜻蜓、影绰的池水,充满了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