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起首两句“布衣中,问英雄”,显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历史上“王图霸业”的缔造者,尽管都被戴上了“天命所归”、“真龙天子”的桂冠(这情形就同他们失败了就被换上“贼”“寇”的帽子一样),但实际上多来自“布衣”;二是布衣们视这些幸运儿为“英雄”,并将此视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后一方面看来尤使作者不满,故要向“英雄”们“问”上一问。第三句初看也有点似问非问。“成何用”本身便有不成用的意味。不过作者在这里实有问意,因为随后他便自问自答,并通过揭晓的答案来阐明了全曲的主旨。
“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是工整而精警的对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远在西周就产生过对于废宫禾黍的嗟叹。“高低”既切“禾黍”又切“宫”,“远近”既切“楸梧”又切“冢”,足见造语的警策。
这首小令,是化用唐代诗人许浑名作《金陵怀古》入曲的。许浑的原诗是这样的:“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台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从内容上看,许浑原诗首尾两联主要是抒情,中间两联侧重于写景。马致远基本上一字不动地保留了颔联两句,这两句是诗人登临时眼中所见之景,没有这两句,览古凭吊之情就失去了依据。而诗中其他各句,由于律诗与小令毕竟差异很多,保留的余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马致远舍其次要成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首尾两联兴亡之感的抒发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之君,都是出身微贱登上皇帝宝座的,都所谓的布衣中的“英雄”。和许浑一样,马致远蔑视他们,认为他们的王霸事业,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在马致远看来,古今英雄争王称霸,做得高官显赫,但最终化为尘土,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曲子中流露出的历史虚无感和厌世感,是元代文人作品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艺术上看,马致远此曲对许浑原诗的化用,是有新意,有创造性的。此曲由于具有自己的精神和风格,遂能与原诗并峙,为人们所传诵。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夫子不自炫,世人知者稀,来倾阮氏酒,去著老莱衣——夫子:指崔全。自炫:自我夸耀以求仕进。阮氏酒:西晋阮籍避祸全身,远离司马氏政权,以嗜酒为由,求为步兵校尉,终日酩酊,遗落世情。此处指崔全不以干君、谄媚官宦为务,故而被放。老莱衣:指春秋时的隐者老莱子。老莱子行年五十,父母犹存,着五彩斑斓衣以娱双亲。后常以“老莱衣”表示孝养父母至老不衰,见《初学记》卷十七《孝悌篇》。此处暗合诗题“觐省”意。此四句写崔全因其洁身自好,不务谄媚,不矜夸以干人君,故而知音者少,名声不外达。虽微官暂寄,然遗落世情,终被再放归省。诗人表达对崔全人格的赞赏,也对其不被重用表示同情和惋惜。
渭北草新出,关东花欲飞,楚王犹自惑,片玉且将归——渭北:指渭水流域,在陕西一带,渭水流经长安。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此处指崔全回归的洛阳。楚千旬:用《韩非子》卷四《和氏》典。将:持。此处用楚王自惑喻崔全不得君臣遇合。片玉将归:喻崔全为怀瑾握瑜之才而不得重用,被放回乡。此四句写长安春草新发季,东都洛阳也值繁花烂漫时。诗人想象崔全将去的洛阳,以春之盎然生意抚慰友人远行被放的孤寂苦闷。结句用典故暗喻友人的磊落胸襟、良玉之器不得重用,如璞玉之真价难以被人赏识。
首二句作者以慧眼独识英才为好友叹息。出笔即开门见山,诗人义愤填膺、仗义伸屈之情溢于言表。五、六句以写景点示季节,用语平淡中有新奇,自然中有新巧,已现岑参后期追求“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殷瑶《河岳英灵集》)的诗歌艺术风格之端倪。诗中典故的运用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咀嚼。
本文是游记,写山川景物形象,并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趣和韵味。作者船行于长江小孤山至大孤山一段,所见所游,非止一处,为避免重复单调,需要用精彩的变化的笔墨,抓住各处景物特征进行描绘。文中写烽火矶“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写峭石’‘杰然特起”.“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装屏风”,写小孤山“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写澎浪矶“虽无风,亦浪涌,盖以此得名”,写大孤山“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只寥寥几笔就描绘出鲜明独特的形象。
由于景点多,仅是孤立地写出特征,也可能会失之分散。作者注意了景点间的联系。一是各处景物虽千姿百态,但又均有山与江水相互生发辉映的描写,构成整体背景,使景物在多样中见统一;二是注意各景点地理位置上的联系。文章屡次写江流和船行,即在分散的景点中贯以线索。至于写澎浪矶和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写大孤山时又与小孤山作比,更见出其间联系,从而由各景点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长江山水图。
在各景点中,以对小孤山的猫写最为充分。作者用笔灵活多变,从各个角度写这一江中绝景。既随角度变化显现作者是在江行中览眺景物,又从多个角度充分展现了山水景物的千姿百态。
作者在记述山川景物、名胜古迹过程中,随时触合抒情和议论,并将有关的传闻轶事、前人诗句都信手拈来,还随笔写出郡县沿革、地形防戍等情况,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写景记游具有思想深度,同时亦为景物添彩生色,使一景一物似乎都带有诗的灵气,文的推致,神话的氛围,历史的积淀,诗文传说与胜景相互映发,更为引人入胜。
作为散文,所描摹的山水形象,与用诗歌写出的山水形象是有差别的。文贴近山水的本来面貌,写得具体,而诗则是写意的,境象与情思都升华得更为高远一些。在陆游之前,苏轼有咏大孤山小孤山的著名题画诗《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诗的最后两句,为陆游文中所引,但诗中以浪漫之笔写得煞有介事,而文中仅作为诗家浪漫想象的妙语,并对有关传说予以考校。苏、陆二家,一诗一文。苏诗是凌空飘飏的,所展现的形象,真有“山苍苍,水茫茫”“沙平风软望不到”的感觉,而陆文则是脚路实地,从多种侧面,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苏诗能启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陆文则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对比之下,可以显见其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体现着文学艺术手段的丰富多样,并无高下优劣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