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券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这话用来评价王维的这首《栾家濑》实在是再恰切不过的了——此诗中不仅氤氲着恬静淡雅的画面美、流淌着空灵清幽的旋律美,文字的背后还洋溢着精妙的含蓄美,让人读来,直如欣赏一首精妙的音乐一般。
青山不墨千秋画
古代能诗善画者不少,独王维“文章冠世,画绝古今”(宋韩拙《山水纯全集》),所以与之同时代的殷璠说他“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笔成绘”(《河岳英灵集》)也谈及了他的诗富有画意。的确,他能以绘画之理通于诗。他诗中的画境、画中的诗境,构成了他艺术观照中独特的审美意趣,诗中多体现的是清灵俊雅的画境,极具气韵生动之美,从中表现出了对生命的朴素的爱怜。这首小诗就勾勒出了这么一副流动的画面:
细雨如烟,仿佛一挂远天的门帘;秋风含情,纤指不时地轻轻一掀。那涨水的溪谷便也有时闪出一汪幽潭,有时闪出一处浅濑。石上的流水明净如绢,轻快地流动着,还不时地打着漩,尤其在曲折处,还不时地有洁白的浪花飞溅,以至于那潜心专注于觅食的白鹭误以为是飞来的石子而吓得“扑棱”一声展开翅膀,飞成一朵生动的白莲,当它明白过来时,便又安然地把脚静静地探入溪间,于是,这里的一切又复归于曾经的静谧、悠然……
其实,文字的背后还有一幅虚写的画面:面对这一切,诗人声色不动,只是默默地注视眼前的一切,心灵一会儿随溅溅溪水而轻快地流动,一会儿随着白鹭而飞旋……此时此刻,诗人简直早已幻化成了一溪秋水、一缕秋雨、一只白鹭,正以自然神韵、勃勃生机展示自己着的风姿,引动我们心灵的翅膀,翻飞在自然诗海的天空。实有庄周梦蝶之妙,早已不知了何为王维、何为自然……这里,不复再有人与物的界限,诗人不言志,也不抒情;不言我,也不托物。诗人在这样静默自然的观照中见真见性,滤去尘杂,还归于对生命个体本质和本相的最直接了解和领会。难怪明代顾璘所以对此评价说:“此景常在,人多不观,唯幽人识得。”
所以有此境者,是因为“无尘垢”,那玲珑的秋雨已荡尽了空中的尘埃,事实上也是因为作者的心中没有尘埃,没有杂念,是以能够有这么淡雅的水墨山水画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也在于作者行文时注意了:
讲究画图结构:诗中罗列了秋雨、石溜、跳波、白鹭等事物,看上去似乎有点散乱无章,但在第四句中着一“惊”字,画面顿时灵动起来了,也就富有了气韵和生气,从而形成了一幅以“栾家濑”为画布的生动而和谐的完美画面。
讲究虚实并用:乍一看,诗中除了一个单调的“白”字外便再也没有一个色彩词,其实,这正是诗人的巧妙之处,因为诗里物象暗中却含有色彩,比如雨中浅浅的秋溪当属暗绿、溪中石当属青黛、溅飞的浪花当属淡白、觅食的鹭鸶当属洁白。单从色彩的角度来讲,“白”是实写,其余皆虚写,在这样虚实的交融中,暗色调与明色调的场景统摄在那细细的秋雨里,那该是一种怎样的迷蒙动人的情景呀。
讲究动静结合:王维极善于在诗中营造流动的画面,但其画面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以动托静,利用动态来传达一种静态美,此诗前三句,事实上全是为烘托“白鹭惊复下”而展开的环境描写。白鹭受惊——飞起——“复下”,这是全诗形象的主体,诗人着意描写的也就是这场虚惊。诗人巧妙地以静谧中有惊扰、惊扰衬静谧的艺术手法,通过“白鹭”的虚惊这一“动”来反衬栾家濑的幽静和安宁,使意境显得愈发幽致。
绿水无弦万古弹
王维在音乐上也样有着极高的造诣,因此比一般诗人更能精确地感受到和把握住自然界神奇的音响,并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他诗里所营造的画面中常带有万籁的轻吟低唱,给人以宁静、凄冷或愉悦的情感体验,即音韵美。
诗中细微的风雨声、湍急的水流声无疑给人一种空幽的抒情小夜曲般的美,而那飞溅的浪花、惊起的白鹭则增添了几个协和音符、破了它的单调,这样的画外之音,无疑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空灵澄澈的清幽之境,不仅如此,作者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讲究着音韵的和谐呢:“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中,叠声词“飒飒”、“浅浅”(读jiān,水流急的样子)本身就很富有音声律动之美,而且上句中“飒”为去声,“中”为平声,声调由高放而低敛,正与飘忽的秋雨自天上飘飘洒洒而来之状相合,下句则以牙音、齿音为主,“流”字为舌音,发音由细碎到圆转,自然会令人联想起泉流的潺潺声。“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既不用象声词摹拟声音,也不用动词、形容词等点明景物发出了声音,而是有意藏声于物象中,却让我们于文字的背后隐隐感觉到了浪花的飞溅声、白鹭的振翅声,这样,把视觉感受与听觉感受沟通起来,使音响与景色和谐融合,实在不失为“有声画”,读来果真“如上林春晓,芳林微烘,百转流莺,宫商迭奏”(《史鉴类编》)。也正是在这些声响中传达了诗人淡远的情志,所谓“诗如鼓琴,声声见心”(袁枚《闲情偶寄》),也正是这远离尘嚣的天籁清音,触动了这位敏感诗人内心的高山流水之志,于是发而为诗。
文字背后见性情
王维的山水诗在含蓄方面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欲吐而不露,欲彰而暗隐,让读者于留白处会心,感受其内在的意蕴、文字背后的情致。这首《栾家濑》的含蓄美就表现在:
虚实含蓄:此诗和诗人其他的山水田园诗一样,也是多在虚处(写景)着笔,让人们从虚的意象里张开想象的翅膀,去寻觅诗中含隐的实的事物(情感)。这里写景是虚,诗人喜爱这里的幽境是实,但字里行间“喜爱”(实)二字只字未提,却含蓄地藏于美景之中。尤其是“跳波自相溅”中的一个“自”字,又特别提醒我们,这一切生动的变化,并非人为的安排,而是大自然这个生命世界的自在自为,一切都是自在的自然,这又是借实——“跳波”“相溅”来写虚——自在之心。
跳跃含蓄:王维其实也是“蒙太奇”手法运用的高手,此诗里即可见一斑,他由空中的细雨,到溪涧的湍流、觅食的白鹭,再到白鹭受惊——飞起——“复下”这几个空间位置的跳跃,真可谓一跃一景,尺幅万里,带给读者不尽的联想和再创造空间,实有“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脂砚斋语)之妙。
结句含蓄:王维的山水诗,在“绘画”之后,往往以意蕴深远的句子作结,从而使得全诗境界顿出。此诗即通过“白鹭惊复下”的一场虚惊来反衬栾家濑的安宁和静穆,说明这里没有任何潜在的威胁,可以过无忧无虑的宁静生活,暗中也道出了这正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全诗没有华丽的字眼,因而诗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淡雅之气。让人感觉作者在这与繁华无关的世界里,诗意地栖居着,淡淡地品味着人生,也正是诗人淡泊到了极致的情感自然流露,让人读来也觉得霎时心灵中呈现出虚静澄明之貌,仿佛滤去了烟火之气,进入闲散自如的状态,诚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言“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
这首诗描写了壮丽的北国风光和诗人的感触。首联写身在北首之燕地,春天与国中无异。后三联构思新奇,抒发了山川依旧、景物皆非的感慨及作者对失陷于辽的祖国河山的无限依恋之情。全诗写景细腻,感情真挚,字字句句洋溢着对国家由衷的热爱。
首联写“一马春风”之快,恍惚间好似重新回到了家乡,可明明身在北首之燕地,心中的熟悉感和温暖感却不同以往,画活了志趣心境,落入敌手的山川,春天正与国中无异,而以反侧方式说来,效果更强。
颔联写春风习习,江面水波荡漾,阳光下江水波光粼粼。远眺水天相接处,阳光随着波涛的涌动仿佛在漂浮、游弋、升腾。“浮”写出了春风、江水、阳光的融合,赋予静态的景象以动态的美感。阳“浮”与尘“旧”,正是南方人看北方景的不同之处,今日亦然,两字运用,贴切之至,自是临川炼字长处。
颈联是传诵的名句:柳色嫩黄,写成是阳光晕染而成,田间新绿,幻想成是雨水将其催成;生动警奇,但却不无道理。以方块文字和音律,裁成一幅田园画图,清新明丽。
尾联故意纠正一个回家的错觉(作者家乡辛夷花多,而眼前还没有发出),同首联笔法,再次将心中的情绪,抒发得饶有新意。诗人以不见迎春花作结,含蓄地表达了国家山河被敌军占领的愤恨之情。诗人乘着春风,跃马扬鞭踏上辽国的土地,却似乎感觉是来到了“旧山河”,没有一丝脚踏异国土地的感觉。含蓄的语言,蕴藏着诗人收复国土的理想。
本首诗经过作者精心锤炼,立意新颖,对仗工稳,用字精确。构思新奇,感情深沉。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这是一首用平常口语描写闺情的词。上片写村姑们的穿着和黄梅时节结伴插秧的情景。身着红袖衣,成双成对的姑娘结伴插秧的场面,不难使人想见那劳动中有说有笑的快乐。这不仅反映出地方的风俗人情,也显示了她们的美丽、活泼、多情。特别是“双双女伴随”一句,既写出她们的互助友爱精神和女性的心理特征,而且渲染出一种亲热、热闹的气氛,表达出村姑们那种淳朴真挚的感情。
由插秧而引出唱山歌,这也是地方风俗。下片通过歌词唱出了与情人的离恨。“长歌诗”三句指明所唱山歌的形式、内容和情感。她们唱的长歌是首长诗,短歌是首短诗;不管是长歌短歌,都是以反映青年男女间的爱情为内容,集中表现出她们与情人的离愁别恨,揭示出作品的主题。结尾“休言伊不知”是料其情人必定知道姑娘心中的离愁,只是不来关心体贴她(们)罢了。因此她们的自我诉苦,委婉地流露出对情人不归的怨恨,也是对情人不体贴她们的责怪。可以想见她们是何等地思念情人啊!采用唱山歌的形式来倾诉相思之苦,与其他形式相比,又别具一番情趣。
以叙事的方法来写结伴插秧的村姑们,用唱山歌来传情,不仅显示她们性格的乐观开朗,而且又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感情质朴,语言节奏鲜明,富有民歌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