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本篇《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
本文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具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呢？围绕着“志向”诸葛亮从正反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这几句话说明的是如何“立志”：慕先贤”即要以古圣先贤作为榜样，向他们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够让人奋发向上，坏的榜样则能把人拖入深渊。孔子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会为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注入正能量。“绝情欲”顾名思义，断绝情欲。情，可以指爱情、友情或亲情种种，考虑到作者写此信的对象——外甥庞涣正值年少方刚，这里的“情”应当指爱情，或男女之欲。因此，“绝情欲”应当理解为不要沉湎于爱欲。弗兰西斯·培根在《论爱情》中说：“古往今来，伟人奇才罕有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者。”，又说“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这和“绝情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弃凝滞”则是说，人生在世，总会为一些繁杂琐事所困扰，而这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或者烦恼往往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做到“志存高远”，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些，人生的境界就会提升，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不为琐事所累，自然就做到了“弃凝滞”。做到以上三点，自然而然，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即使身处逆境，高远的志向也能“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其次，“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有了上面的立志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谈到实现志向（理想）的措施了：要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要抛出心中无关的杂念，要认真听取别人的宝贵意见，虚心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要做到心胸开阔，豁达。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那么，即使他暂时得不到提拔，才华不被别人所了解认可，也不会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作者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昂扬的斗志，坚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人生最终只能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被儿女情长所束缚，地位低下，在平庸中耗尽一生！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八十余字，但却有很深的内涵。做为青年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的具体可行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沦为平庸下流。诸葛亮的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地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教育弟弟们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些非同寻常人物的观点都凝聚了他们毕生的人生经验在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李白这首也有“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句，显然是袭用了诸葛亮那首的立意。诗大概写在李白“赐金放还”，刚离开长安之后。诗中抒写遭受挫折以后的痛苦和对理想的期待，气势奔放，感情炽热，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开头两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长啸”是比高歌更为凄厉激越的感情抒发。诗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显示诗人此时心情极不平静，为全诗定下了感情的基调。宋玉《九辩》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之句，故“见阳春”有从埋没中得到重用、从压抑中得以施展抱负的意思。以下诗句，全是由此生发。
接着，连用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故事。一是说不周吕望（即姜太公）长期埋没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时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每天一钓，十年共三千六百钓），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说秦末的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雄辩使刘邦改变了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诗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这里声调高亢昂扬，语言节奏也较爽利明快，中间虽曾换过一次韵，但都押平声韵，语气还是舒展平坦的。
自“我欲攀龙见明主”句起，诗人一下子从乐观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声韵，语气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犹如一阵凄风急雨劈面打来。这一段写法上很象屈原的《离骚》，诗人使自己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变的神话境界中，通过描写奇特的遭遇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你看，他为了求见“明主”，依附着夭矫的飞龙来到天上。可是，凶恶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来恐吓他，他想求见的那位“明主”，也只顾同一班女宠作投壶的游戏。他们高兴得大笑时天上闪现出耀眼的电光，一时恼怒又使天地昏暗，风雨交加。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不顾一切以额叩关，冒死求见。不料竟触怒了守卫天门的阍者。在这段描写中，诗人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烈，就象浩荡江水从宽广的河床突然进入峡谷险滩一样，旋涡四起，奔腾湍急，不可抑止。诗人在天国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他借助于幻设的神话境界，尽情倾诉了胸中的忿懑与不平。
自“白日不照吾精诚”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这段中，诗人通过各种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写了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并激烈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上皇不能体察我对国家的一片精诚，反说我是“杞人忧天”。权奸们象恶兽猰?那样磨牙厉齿残害人民，而诗人的理想则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够的才能和勇气去整顿乾坤，就象古代能用左手接飞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样，虽置身于危险的焦原仍不以为苦。诗意象是宕起，可是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来。在现实的生活中，只有庸碌之辈可以趾高气扬，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聪明才智，世人就把我看得轻如鸿毛。古代齐国三个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国晏子设计害死，可见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猜疑。明明有剧孟这样的能人而摒弃不用，国家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了。这一段行文的显著特点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规。如果要求意思连贯，那么“手接飞猱”两句之后，应接写“力排南山”两句，“智者可卷”两句之后，应接写“吴楚弄兵”两句。可是诗人却故意把它们作上下错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铺直叙。诗人那股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回盘旋之势，更显得恣肆奇横，笔力雄健。这段的语气节奏也随着感情发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声韵，忽而换仄声韵，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韵，极尽变化之能事。
最后一段开头，“梁甫吟，声正悲”，直接呼应篇首两句，语气沉痛而悲怆。突然，诗人又笔锋一折，“张公两龙剑”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时见阳春”这一设问。诗人确信，正如干将、莫邪二剑不会久没尘土，我同“明主”一时为小人阻隔，终当有会合之时。既然做过屠夫和钓徒的吕望最后仍能际会风云，建立功勋，那自己也就应该安时俟命，等待风云感会的一天到来。饱经挫折的诗人虽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却仍在用各种办法自我慰藉，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写长篇歌行最忌呆滞平板，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布局奇特，变化莫测。它通篇用典，但表现手法却不时变换。吕望和郦食其两个故事是正面描写，起“以古为鉴”的作用，接着借助于种种神话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则把几个不相连属的典故交织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潜说的“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因而诗的意境显得奇幻多姿，错落有致：它时而和风丽日，春意盎然，时而浊浪翻滚，险象纷呈；时而语浅意深，明白如话，时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测。加上语言节奏的不断变化起伏，诗人强烈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题画马的诗，自从杜甫写了《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等名作后，数百年间，几成绝响，到了苏轼，才继武杜甫，作了此诗及《韩干马十四匹》等优秀作品。
苏轼这首古风，题的是《牧马图》，起首便擒题，从韩干所处的时代及地点写起，说见了这幅图，仿佛见到了关中南山下、汧渭二水间开元、天宝年间养马的盛况。诗没有直接从图入手，故意示以迂回，便给人以突如其来的感觉。词句又有意长短参差，中间以排比，跳荡突兀。清方东树感叹说“如生龙活虎”，纪昀对这句式也很赞赏，说：“若第二句去一‘之’字作一句，神味便减。”古人论诗，认为贵在工于发端，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起手贵突兀。”并举王维“风劲角弓鸣”，杜甫“莽莽万重山”、“带甲满天地”，岑参“送客飞鸟外”等篇，认为“直疑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苏轼这首诗的开端也是如此，明明是题画，却对画不着一字，旁出奇兵，令人瞠目，为下吟咏铺设了广阔的余地。
由时间、地点，诗接着咏马，仍不写画而述实事。诗写道，唐玄宗时，设置八坊，养有四十万匹马，各种毛色的马都很齐全，而皇帝御厩中的马，气概更是不凡。从“八坊分屯”句至“往来蹙踏”句十二句，诗用绚丽的词藻，铺排马的神态毛色，使人应接不暇。在形容时又各有侧重，二句写颜色，二句写神态，二句写牧马人应题；余下数句，又旁及宫廷盛况，带写到马，才思横溢，喷薄而出。在句格上富有变化，写毛色的句子，《御选唐宋诗醇》指出是本韩愈《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诗“鸦鸱雕鹰雉鹄”句，清王士禛又提出是学《急就篇》句法，“由其气大，故不见其累重之迹”。这首诗全篇学杜甫，插入这两句学韩愈的诗，便在雄浑肆荡中带有了奇崛生新、硬语盘空之态。
诗写到这里，已经神旺气足，把唐玄宗时有关养马的事作了详尽的介绍，以下才开始入题，但仍用“众工舐笔和朱铅”作衬，引入绘画；接句写到了韩干，但前四字“先生曹霸”还是衬，真正入题只有“弟子韩”三字而已。能在大段描写后入题，已打破了题画诗的常规；入题后仍然不急于着题，更属不易。出人意料的是，诗在匆匆轻点题后，忽然又远荡开去，转写画马之难。诗说天子马厩中的马肥而多肉，不易表现骨相，韩干却能“肉中画骨”，更见工力。同时，又用厩马装饰华美、加鞍着辔、烙上火印，失却马的神韵作反衬，正式赞叹韩干所画“近自然”，笔力奇横。诗中真正花在写画上的只有这几句，因为衬跌得很足，所以表现得十分饱满，回观前面大段描写，又似乎句句写的是画面。因此，下文便立即进入收煞。收煞时，诗仍不肯平平，又别出一意，说画中马的神骏，应当与天马相并共提。这样一结，陡起波澜，被纪昀赞为：“到末又拖一意，变化不测。”诗的结句，又是苏轼借马陈述胸中的抱负，抒发不平。“不合作诗云‘王良挟矢飞上天，何必俯首求短辕’，意以骐骥自比，讥讽执政大臣无能尽我之才，如王良之能驭者，何必折节干求进用也”（《乌台诗案》）。这意思，也与苏轼在同年所作《韩干马十四匹》诗的结句“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相同。
苏诗多奇句奇篇，这首诗尤为突出。诗是题画，但全诗真正涉及画的只有数句，所以纪昀说：“章法奇绝。”这批语正点出了苏诗恣肆不常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