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不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不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不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不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不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不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马燧立下战功无数，但是诗人感怀的不是他的赫赫战绩，而是他的仁者之心。史载马燧务勤教化，禁止横征暴敛，去除苛刻烦琐；宽以待下，士众临阵“无不感慨用命，斗必决死”。马氏一生大节，追述起来，足成一书。但作者运用典故，只一句就把这意思灵活表达出来了。“绝缨”事出《战国策》：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日暮酒酣，殿上烛灭，有人乘暗戏牵楚庄王所宠美人的衣裳，美人扯断其冠缨（帽带），以告王，命立即点烛，以便追查。楚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来。后来吴军攻楚，那个戏牵美人衣襟的人临阵特别卖命。“吐茵”事出《汉书》：西汉丞相丙吉宽待属吏，他的车夫嗜酒，有一次喝多了呕吐在车上，弄脏了华丽的车垫（锦茵），左右的人想斥逐这个车夫，而丙吉认为不过弄脏一张车茵（席），不为大过，无须大惊小怪，不至于赶走他。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目光远大、胸次宽广的人物形象。一句中实用两事，语言极为凝炼。
次句直陈追慕先贤的心情，“欲披荒草访遗尘”，咏凭吊事兼写出旧园遗址的荒凉。“朱缨”“锦茵”与“荒草”“遗尘”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今昔盛衰之感。
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西园”系建安诗人在邺城的宴游之所，为曹植所建，后经丧乱，曾与其会的刘桢旧地重游，感怀为诗云：“步出北门寺，遥望西苑园。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西园泪”即谓此。“山阳”（今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用此二事写物是人非之慨是很贴切的。但这两句用典与前两句有所不同，它是融合在写景抒情之中的。秋风、园苑，是眼前景；闻笛、下泪，是眼前事。但谓之“山阳笛”、“西园泪”，就赋予笛、泪以特定感情内容，限制同时又丰富了诗意的内涵。三句的“忽”字值得玩味，“披荒草访遗尘”，尚能自持，忽然洒泪，却是“闻笛”的缘故。“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思旧赋》），那如泣如诉的笛声，一下把诗人推入向秀赋的意境，使他怆然涕下。所谓“山阳笛里人”，是向秀因闻笛而感伤怀念的逝者。《思旧赋》中还说：“惟（思念）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何往）”，正好借来作为“欲披荒草访遗尘”到“满目山阳笛里人”的注脚。但也不尽是怀旧而已，它包含一种不平之鸣，就是如沈德潜所说“伤马氏以见德宗之薄”（《唐诗别裁》卷十九）。
如前所述，后两句用典较虚（活），前两句用典较实。其中道理，可用姜夔的“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白石道人诗说》）八字说明。僻事如用得太虚，则不易为人理会，故宜实用。“绝缨”“吐茵”之事，旁人罕用，就属僻事之列。熟事如用得过实，则未免乏味，活用则耐人含咀。“山阳笛”为人所习用，就属熟事之列。
与窦牟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赵嘏有首《经汾阳旧宅》，诗云：“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是怀念唐朝中兴元勋郭子仪之作，主题与窦牟这首《奉诚园闻笛》略近。两诗对照，则赵诗见白描之工，而此诗擅用典之妙。
这首诗题为“宫怨”，却没有出现宫女的形象，而是运用象征手法，通过宫苑景物和环境气氛的描写，烘托、暗示出宫女的愁怨之情。
“柳色参差掩画楼，晓莺啼送满宫愁。”抓住深宫寂寥、令人厌倦的特点，着眼于“柳色”和“莺啼”，描绘柳掩画楼、莺啼晓日，表现出“深锁春光一院愁”（刘禹锡《春词》）的情境。“柳色参差”，用语精炼，不仅写出宫柳的柔条长短参差，而且表现出它在晨曦中的颜色明暗、深浅不一。“掩画楼”，则写出宫柳枝叶繁茂、树荫浓密。宫苑中绿荫画楼，莺声宛啭，本是一派明媚春光。但失去自由、失去爱情的宫女，对此却别有一种感受。清晨，柳荫中传来一声声莺啼，反引起宫女们心中无穷愁绪，整个宫苑充满了凄凉悲愁的气氛。暮春柳色掩映画楼，透露出春愁锁闭、美人迟暮之感。
“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写落花，以宫花零落、随水流逝的景象，宫花非不美，但年年自开自落，无人观赏，无声无息地凋零，飘入御沟随流水逝去。在宫女看来，自己的命运与这落花又何其相似！“无人见”，写出宫女被幽禁之苦：“逐春泉”，喻韶光的流逝。前面着一“空”字，表达了宫女的幽禁生活中白白消磨青春的哀怨之情。正如明代唐汝询《唐诗解》所说：“因想已容色凋谢而人莫知，正如花之湮灭沟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