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史上，真挚、沉痛的悼亡之作甚多，都具有永恒的魅力。生活中一些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小物品，就会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池溏一样，在感情的波澜里激起层层涟漪。这首词通过一纸昔日情人的旧书信，在词人的心中荡起了层层涟漪，从而勾起了无数的回忆。全词以书信为中介，上片写读信后勾起的无数回忆，由此产生了渴望与意中人再传消息、寄书信的痴情；下片写思极而嫦，醒来不忍再读伊人旧情书的情绪，并用景色加以陪衬。全词融纪实、写景和抒情于一炉，疏中见密又富有生活气息，脉络分明，情意真挚，将深切的悼亡之情表达得低回婉转，余韵袅袅。
这首词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怀想。上片着重勾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是直吐衷肠。由回忆而动情，由动情而遐想，再传达殷切思念的痴情。下片侧重于人物形态和景物描写。“把伊书迹”是此词词眼。
上片着重勾画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首三句，上句设问，下句作答，句句相联，环环相扣。首句“空相忆”，平地奇峰突兀而起，是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基础。这三个字既笼罩全篇，又包孕无遗。一个“空”字不仅表现了“相忆”数量的以简代繁，而且写出了这种“相忆”的深和苦，“空相忆”是情至深处的痴人语。“无计得传消息”是紧承首句而答，意思是无法传递消息。第三句“天上嫦娥人不识”，是写欲向那位“天上嫦娥”传达殷切思念的痴情。“嫦娥”形容伊人体貌之美，“天上”；则暗示了伊人已仙去。至此，才看出相忆成空是由于生死相分，幽明相隔。第四句“寄书何处觅”与第二句“无计得传消息”意思大致相同，显示了要通款曲情意的执着和真切。向亡人通消息、寄书信，看似无理，实是深情的反应。这最后一句将自己虽欲寄书而无处寄书以至于最终不合瞄书的款款情意，以反问的形式加以表达，更是含蓄曲折，哀婉动人。
下片侧重于人物形态和景物描写，从而传出了幽深的隐曲心绪。“新嫦觉来无力，不忍把伊书迹”两句以形传神，将上下片衔接得异常紧密。“新嫦”二字暗示出是困倦已极的不由自主的嫦。“无力”紧应“新嫦”，嫦醒之后应觉得有力，此言无力，自是伤心人别有怀抱。沈际飞说： “‘把伊书迹’，四字颇秀。”（《草堂诗馀正集》）“伊”字，口吻非常亲切。“把伊书迹”可见伊人兼有才情。“不忍”二字更妙，正写出“伊书”的感人至深，宜于表现出伤心人看与不看的矛盾心理。“把伊书迹”不仅“颇秀”，而且是这首词通体皆活的词眼。这句词语意淡而情深，故沁人心脾。 “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两句别出心意，宕开一笔，以景作结。“满院落花春寂寂”是花落人亡的孤寂境。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此词以清丽质朴的语言，描写作者春日载舟颍州西湖上的所见所感。词的上片描摹明媚秀丽的春景和众多游人的欢娱，下片写作者画舫中宴饮的情况，着重抒情。整首词意境疏放清旷，婉曲蕴藉，意言外，别有意趣。
“堤上游人逐画船”，写所见之人：堤上踏青赏春的人随着画船行走。一个“逐”字，生动地道出了游人如织、熙熙攘攘、喧嚣热闹的情形。“拍堤春水四垂天”，写所见之景：溶溶春水，碧波浩瀚，不断地拍打着堤岸；上空天幕四垂，远远望去，水天相接，广阔无垠。第三句“绿杨楼外出秋千”，写出了美景中人的活动。这句中的“出”字用得极妙。晁无咎说：“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王国维则说：“余谓此本于正中（冯延巳字）《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人间词话》卷上（“出”字突出了秋千和打秋千的人，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们好像隐约听到了绿杨成荫的临水人家传出的笑语喧闹之声，仿佛看到了秋千上娇美的身影，这样就幽美的景色中，平添出一种盎然的生意。
“白发戴花君莫笑”，“白发”，词人自指。这样的老人头插鲜花，自己不感到可笑，也不怕别人见怪，俨然画出了他狂放不羁、乐而忘形的狂态。下句“六幺催拍盏频传”和上句对仗，但对得灵活，使人不觉。“六幺”即“绿腰”，曲调名。“拍”，歌的节拍。此句形象地写出画船上急管繁弦、乐声四起、频频举杯、觥筹交错的场面。歇拍“人生何处似尊前”，虽是议论，但它是作者感情的升华，写得凄怆沉郁，耐人品味。
堤上，游人如织，笑语喧阗；湖上，画船轻漾，春水连天。好一幅踏青赏春的图画！ 然而，这图画的点晴之处，却不在堤上、湖上、而在湖岸边、院墙内、高楼下。那绿杨丛中荡起的秋千架儿、那随着秋千飞舞而生的盈盈笑声，才是青春少女的欢畅、才是春天气息荡漾的所在；唯因它曾经深锢墙内，故如今鼓荡而出，便分外使人感染至深。船中的太守，此时也顾不得有谁在窃笑了，他情不自禁在皤然白发上插入一朵鲜花、添上一段春色。让丝竹繁奏、将酒杯频传，他要与民同乐，同庆春的莅临。忘却贬官颍州的烦恼吧，他愿在春醪中沉醉，一如他的雅号：“醉翁”。
此词写出欧阳修与民同乐，同庆春天莅临的情怀。在词中他忘却了贬官颍州的烦恼，他愿在春醪中沉醉，一如他的雅号“醉翁”。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
这首词是作者居于杭州时所作，有怀人之意。从词的内容看，应当是作于杭州姬妾辞世之后。
上片，“迷蝶无踪晓梦沉”，写清晨梦醒之后，梦中的情景已消逝无踪。所用乃是《庄子·齐物论》庄周化蝶的典故。它的本义是说世事与梦境的真幻，颠倒难分，两者本都不值得执着看待。但后人又把这则故事与《庄子·至乐》中写他丧妻时鼓盆而歌，不表示悲哀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猜想庄子大概也把丧妻看成作梦，所以悼念亡妾的作品，也常用到化蝶、梦蝶的典故。文英这句词，表面是写梦，其深层却是以梦隐喻过去的经历；联系他的生平来看，又似包含着对亡妾的思念。虽说“无踪”，毕竟入梦；梦由思生，又怎能真正地忘却？既然如此，则梦醒后并不会适意如庄周，而是深怀思旧的惆怅，细味“沉”字，其情自见。
“寒香深闭小庭心”。寒香，当指春寒之时尚未谢尽的梅花，或兼指下片提到的逢春先开的杏花。人既惆怅，对着“深闭小庭心”的“寒香”，自然不会是赏心乐事，而是触景伤怀，“寒”不是透着凄冷，“深闭”不是透着孤寂么？这时候由“小庭”而想到西湖，由“寒香”而及于新柳，觉得春光尚浅，而寒意犹浓，西湖上的杨柳，应该也是初舒嫩条，翠色未深，因而游人应该也还不多。那么，在小庭中虽感孤寂、凄冷，但若到湖上去游玩，也未必就能看到秾丽之景，享受热闹、温暖之乐了。“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楼前柳浅深。”当然不是要由柳浅而判断春少，而是要由春少来表现人之心境的凄冷情绪，所以这两句结束得轻倩、婉转而有味。
下片的“愁自遣，酒孤斟”，全词直接抒情的，也只有这两句，到这里才点出“愁”字，点出“孤”字。作者这时的孤愁既无法排除，那么这里的“斟”与“遣”，也无非是强自支持、强自消解而已。
下句的“一帘芳景”继续写春，“燕同吟”继续写孤寂。与燕同吟，则暗谓有伴比无伴更悲。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写法，不无相同之处，二者都是正面的情况起反面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蝉噪”、“鸟鸣”可能是写实，“燕吟”只能是设想。
“杏花宜带斜阳看，几阵东风晚又阴。”在凄冷低迷中盼望杏花映着斜阳，能给人带来一点绚丽之色，带来一丝温暖的春意，谁又知天不作美，吹来几阵东风，偏把阳光吹走，使黄昏依然阴沉。这会起什么作用？对作者的心境会有什么影响？词至此结束，虽都没有明白说出；但读者联系上下文，自可体会得到。
前人常把吴文英的词作看成是与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词相对立的“实质”词的代表。吴文英的慢词，有一些确有辞藻堆垛，雕琢过甚之嫌。但这首《思佳客》，读来却颇感闲淡婉约，在很大程度上与“清空”词的笔法有一致之处，可见梦窗词的风格在统一中也是有着多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