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送别，历来是文人骚客们吟咏良多，在不断求真、求情、求意的过程中常作常新的题材，就送别诗的整体情感内蕴而言，既有洒脱旷达之作，亦不乏深情绵邈之歌，但多针对一时一地所生之情慨然言之。韩琮此诗别具一格之处正在于其独具匠心，断然避开古已有之且渐成模式的豪情、悲情二途，从所有离愁别恨中提炼出送别时的共有情态。
“绿暗红稀出凤城”，“绿暗”“红稀”紧扣诗题“暮春”二字。鹅黄明丽、远有近无的嫩绿，只属于东风轻拂中万木复苏的早春，晚春风光，便是诗人在红绿色调鲜明对比中拈出的“暗”和“稀”。两词一方面如实描画了诗人眼中的景物：时序推移，草木的绿意在渐浓的春气里变深变暗，繁花满枝的景象也因之而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即使不曾“雨疏风骤”，“绿肥红瘦”亦注定要在晚春时节一幕幕上演。另一方面，“暗”“稀”二字也借景抒情，以色彩的暗淡和数量的孤单，来映衬送别之际主客同有的惆怅之情。
“暮云楼阁古今情”，送别，本就暗生愁绪，更何况是在最易触痛感伤的黄昏。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时此刻，在这繁华至极的帝都，无数高楼画阁沐浴在落霞暮云之中，眼前景不经意间勾起了诗人无穷无尽的心中情。于是，契阔别离之情、壮志未酬之情、感怀伤时之情……跳跃着，翻滚着，一齐涌上心头，再融入生命体验中不可排遣的沧桑感，一时间，诗人恍然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让古往今来的相似情感重逢、共鸣，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可以超越时光的永恒。这大概就是韩琮所言的“古今情”了。
末尾两句，则由次句“古今情”牵引而来。面对不可回返的流水，人们总是抱以时光流逝中所有美好事物一去不再的无奈与遗憾。“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如此，“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乌夜啼》）又何尝不是如此？诗人苦心告诫，让人“莫听”，却不曾言明其中缘由，是同于古人？异于古人？他将一个貌似平凡的悬念之花，选择在诗尾绽放。“流尽年光是此声”，原来“莫听”只是诗人情有所感之后对朋友发自内心的善意劝告。往日或许无妨，别人或许无妨，然行人不可听，别时不可听。只因送别的忧情，本就无法承受这潺潺水声惹起的无边之愁。
《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晚七绝上》云：“何仲德：为熔意体。敖英曰：日暮途穷之客，闻此诗不无怆然。”此“意”，即为送别之情，感怀之意。则“古今情”三字实为全诗灵魂所在。此诗首句隐笔蓄势，次句妙笔轻点，第三句转笔再蓄，末句合笔浓染。诗人于情、景之间自由出入，巧妙运用“绿暗”“红稀”“宫前水”等契合送别氛围的黯然意象，曲笔道尽衷肠，实现了一步一步情景交融的和谐美感。《唐诗解》卷三〇曰：“水声无改岁月难留，望宫阙而感慨者几人矣。人生过客，别离岂足多怅？”此说固然洒脱，但面对别离，心生愁意终是人之常情，故而前人有“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江淹《别赋》）之说。而这首内涵深广、情韵悠扬的作品，正是得益于其别具新意的艺术魅力，才在浩如烟海的送别诗中传为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