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三段：
头八句“我家江水初发源”至“江南江北青山多”，写登高远眺，触景生情，勾起乡思，中间八句“羁愁畏晚寻归楫”至“飞焰照山栖鸟惊”，描绘傍晚和夜间江上的景色，末六句“怅然归卧心莫识”至“有田不归如江水”，阐发辞官归田的意愿。这三段分别写游金山寺的所思、所见、所感，表达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思念，对于仕途奔波的厌倦和立意辞官归隐的决心。
该诗以“江水”贯穿首尾作为线索，“乡思”是极力渲染的内容。诗人笔势矫健，全篇舒展自如，写景咏怀，融为一体，波澜浩大，才情横溢。
先看头二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这一开头充满了磅礴气势。苏轼的家乡在四川眉山，古书称长江之水发源于四川岷山。苏轼对源于家乡，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江水感到非常亲切，并且引以为自豪。在古代，“江”指长江，“河”指黄河。所以诗中的“江水”，说的就是长江水，不同于今天的泛称“江水”。一个人失意的时候，心情忧郁的时候，最容易想家。“亲眷眷而怀归兮”，苏轼也是如此。所以当他登高远眺的时候，他的目光一接触到浩荡东流的江水，就会设想逆流而上直到大江的源头，设想天际遥远的可爱家乡，也同时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当他在嘉佑元年（1056年）与父亲、弟弟一起出四川，过秦汉之故都，纵观嵩、华、终南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那时他丰华正茂，意志昂扬。到京都后他得到了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位居进士乙科第二名，更是踌躇满志，可以说前程如花似锦，然而后来的仕宦生涯却不顺心，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肯与世俗相附炎，而屡遭挫折。他面对眼前波涛起伏的江水，不由得想到自己在宦海中的沉浮。漫长的岁月，竟然把他从江水发源的故乡引到了江水入海的地方，这简直难以思忆。,他感叹自己仕宦不归，就像江水入海不回一样。“宦”，作官。“宦游”，因作官而游历四方。苏轼一反李白“江水送人”的写法，而说“宦游直送江入海”，变成了“人送江水”。笔调新奇，耐人寻味。江水不平，波浪迭起，这正是诗人经历的形象写照。诗人已送走了多少充满风浪的日子，送走了心中多少不平和感慨，而未来就不知如何了。
接下来“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四句，以丰富的想象描述登临所见的壮丽景色。“闻道”说明是听来的，这样“潮头一丈高”乃是作者意念中的形象。枚乘在“七发”中有这样的描写“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而这里，苏轼以“一丈高”画出江浪排空的奇景，巍巍壮观，给人留下了更加鲜明的印象。由于天冷水涸，往时汹涌的潮头如今已经销声，但却并未匿迹，即“沙痕在”。苏轼游金山寺时，已是十一月初，季节入冬，故曰“天寒”。“天寒尚有沙痕在”，尽管时令变迁，可是巨浪卷起的沙痕依然历历可见。这两句是前虚后实，极写江水之气势。妙在从沙痕引起联想，感叹大自然的无穷威力和变化。正是由于诗人驰骋笔墨，不局限于眼前之所见，因而诗中景象扩大，意境雄奇。“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两句，跟前两句倒一下，是前实后虚。作者谈到山水名盛，意在增强诗篇的艺术感染力。“石盘陀”是堆垛在一起的巨大石头，只有在江面上才能看到的奇景。它又引起了作者“古来出没随涛波”的遐想：“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这一堆堆的巨石，水涨而“没”，水落而“出”，依然故我，岂不是历史的见证。诗人心潮起伏，想到自己的仕宦生涯，就像潮涨潮落那样浮沉不定。那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那巍然不动的“石盘陀”正是象征着历尽磨难的诗人不愿顺乎上下而变其操守、变其品德一样。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这里鲜明展现了诗人登上金山之巅，向远处家乡深情眺望的生动画面。“试”字见作者思乡心切，明知故土远在天边难以望及，却偏要一“试”。这种执着的想念，是作者厌倦仕宦生活的表现。他满腹的愁怨与不平，希望在登高时泄发，在怀归中忘却。正如王粲《登楼赋》中所写：“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一样，苏轼的远眺，只能是愁上加愁。“江南江北”一句写青山密布，并非泛言景色之美，而是哀叹望乡不见。青山挡住了诗人的视线，“山多”即愁多，苦多也。与《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的描写十分相似。到这里作者的情感得到了有力地抒发。以上八句写的是白天所见的景象，用的是虚实结合的手法，诗人在所思上极费琢磨，下了功夫。
“羁愁畏晚寻归楫”开始，转入暮景和夜景的刻画，更为奇丽壮观。“羁愁”乃羁旅之愁。作者心怀乡国，到了傍晚旅愁更深，思念更苦。“畏晚”二字传神地表露出诗人的心理，这种心理颇具普遍性。在苏轼之前唐代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不是发出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千秋浩渺的慨叹。在苏轼之后，元代马致远的《秋思》道出了飘泊者无尽的愁绪，“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见“畏晚”的心情是羁旅之人常有的，只不过对失意的人来说，“畏”更厉害，“愁”更深罢了。“归楫”指归舟，这是一种借代的手法，用个别借代整体，“楫”是船桨，以之指代船。作者“寻归楫”未成，因为“山僧苦留看落日”。一个“苦”道出了宝觉、圆通二僧的情意，也预示着落日的景象一定十分迷人。果然，江中落日景色美不胜收，诗人用“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这一联对偶刻意描摹。看，微风轻拂，辽阔的江面上泛起了细密的波纹，片片晚霞，在半空中燃烧，那鱼尾般的颜色，火红而艳丽。诗人对风景的观察极为细致，而表达又是那样的生动贴切，上下对仗十分工整，语言锤炼很好。因为“风微”所以水波才像“靴纹”那样细微，而“霞”是断成一片一片的，就像层层叠叠的鱼尾麟，从中放出鲜红的颜色。波之美在水中，是近景；霞之美在天上，是远景，上下相映，水天交融，这是一幅迷人的色彩绚丽图画。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这是入夜以后不同时间的两种景色：一是新月高挂，洒下淡淡的光辉；—是二更时分，月亮消失，一片漆黑。李纪香《饮酒》一说：“月之三日而成魄”，这里是指每月从初三开始，月缺的部位开始明亮起来。是写江面上空为一弯明月所笼罩，使人陶醉在一种迷离恍惚的朦胧美之中，富有诗意。到了二更时分新月消失，天空、江面和金山都是一片漆黑。这漆黑的深夜会使人兴致索然，增添倦意。看来夜景已没吸引人的地方了，这观察即将结束。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突然又出现了奇怪的景象，“柳岸花明又一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这一奇观使诗人惊呆了。那团从江心冒出的光焰，似通红的火把熊熊燃烧，在夜幕下分外耀眼，它照射着金山，惊动了栖息在巢中乌鸦。作者躭心人家说他虚构，特意在诗句下加注“是夜所见如此。”《林无表志》里写到：“海中遇阴晦，波如燃火满海。”这是古人称谓荧火的特异现象。苏轼偶来金山见到了，这叫他惊讶万分。巧妙的是诗人这种心情是通过“栖鸟惊”的描写间接表现出来的。栖住在金山树上的乌鸦都给惊动了，何况感情极其丰富的诗人。
以上八句，先是描绘落日奇观，继而渲染夜幕笼罩的宁静气氛，然后叙述江火燃烧的怪异景象，色彩由明入暗再变亮，场景由动转静复归于动，真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当然，作者并非为写景而写景，江心的火光惊动了他的心灵，引起了他的幻觉：“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怅然”，亦即怅惘，失意、懊恼的意思。这是诗人是目睹奇观，百思不得其解的情绪，也是诗人娱意于山水，仍消除不了苦闷和不平的心理写照。“归卧”，说结束观赏回居室，虽卧在床，但心中难以平静。这团火光，不是鬼也不是人弄出来的，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在墨漆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了熊熊的烈焰，是一种从无生有的景象，因火光的出没而惊心，借助想象，那诗境就由奇转为幻了。这与《后赤壁赋》中苏轼游赤壁归来梦见羽衣道士问“赤壁游乐乎”的描写，具有一曲同工之妙。说明这首诗的由此入幻更妙。面对如此壮美奇异的江山，饱经忧患的诗人自然萌发了辞官归隐的愿望。他用风趣的笔调写道：“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明明是自己斩不断思念故乡的愁绪，却反说“江神”为自己的恋俗不归感到吃惊。一个“顽”字，似乎写自己甘与世俗浮沉，态度实在顽固，实际极力道出了作者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苦衷。前面借栖鸟写自己为江火所惊，这里反过来写江神“惊我顽”——为作者的顽固所惊讶。作者就是以自己怪怪奇奇，出人意料的诗句泄发了自己政治上的苦闷和牢骚。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苏轼长于趣”，确实是这样。在假设了江神惊怪之后，诗人当即辩解，表白了自己的心愿——“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里“谢”不是感谢，而是道歉，表示深深的歉意。“岂得已”也就是不得已，它道出了诗人宦海浮沉，仕途挣扎，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困难处境。末句指江水为誓，说自己置田后一定归隐家园，以对仕宦生活的厌倦和强烈的思乡之情结束全篇。我们看这最后两句说，江神见怪诗人：你为什么还迷恋仕途而不辞官归田？诗人向江神解释：家中实在是没有田产而不能归隐啊！
《游金山寺》以望乡怀归为主旨，写景也好，抒情也好，想象也好，用典也好，都为阐发这一主旨服务，因而韵味深长，颇有特色。这是一首以文为诗，雄健非凡的作品。全诗除“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两句一联是对偶句外，其余全是散文句式。故“他人抄袭不得”。
“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这两句，写的是兵败后的项羽把乌骓送与他人，而乌骓马却依恋故主，故而“泣向风。”这两句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自古以来，一直是骏马配英雄，但项羽此时已经是英雄末路，因而他才要将乌骓马送人。这就说明了英雄与骏马也始终不能长久相伴。“泣向风”既写出了乌骓马对故主的眷恋，也写出了对项羽英雄末路的境遇的悲怜。
“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两句表达了对乌骓马今后状况的同情。是作者代替马说出辛酸的话，充满着无限悲情。英雄已逝，乌骓马失去了知己，充满无处依托的迷茫。而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呢。李贺一直自诩为“唐诸王孙”，觉得自己应当担当起护国安民的重任，而且，他十分聪慧，少年得志，自负甚高，但科举和仕途却十分坎坷，得不到重用。这是用拟物的手法写人，实际也是写他自己。作者有如乌骓马的才华，但却苦于没有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来发现自己，重用自己。作者是英雄，却找不到能重用自己的明主，表达了李贺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感。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这首诗像一组动画片：一叶小舟，泛行在江南的水乡，一座座弯弯的石拱桥，像一道道彩虹，架在河上，倒影在清澈的水波中荡漾。一个读书人，站立船上，吹着洞箫，如泣如诉；一个明艳照人的美女，正低低地唱着歌，那动人的吴侬软语，回旋在轻烟中。两岸的梅花，袭来阵阵暗香……这组画面，是姜夔为自己写照。姜夔是宋代著名的词人、音乐家，他新创了不少词调。前几天（绍熙二年除夕），姜夔在范成大家里刚创作了后来脍炙人口的咏梅新词《暗香》、《疏影》，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说自己所创词音节和谐婉丽。这诗中，小红低低唱的，应该就是这两首新词。自作新词，自己伴奏，由美丽的歌女用动人的歌喉演唱，且又置身在明媚的江南水乡中，是何等的欢快。“小红低唱我吹箫”，正概括尽了诗人无边的快乐与舒畅。
前两句是抒写自己的畅达与快感，好就好在直说，且又有后两句作陪衬。后两句一方面勾勒环境，补足前半，又在回首眺望中，寄托了无尽的情思，给人以景外的回味。船是在乐曲中前行，等一曲终了，居然已“过尽了”“松陵路”，形象地概括了自己在惬意的欢乐中，在艺术的陶醉中，全身心地投入，两岸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物我两忘，当乐曲奏完，方才回到现实的状况。而“回首烟波十四桥”，浑写一句，又包含了诗人此时此刻无数的心理感慨，称得上神来之笔。
此诗与《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同为南行船上所作，句清敲玉，摇曳有致，如歌如画，情韵丰赡。在低徊的箫声中穿过的一座座画桥，渐渐地消失在缥缈的烟波之中，意犹未尽。其自作新词《暗香》写的是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疏影》则披露了作者对国家衰危的关切和感触。而在冬夜的归途中，在浩渺的湖面上，在一叶扁舟中，吹箫人暂时忘却了烦恼，一种微微的喜悦溢上心头。此诗一、二句轻快，三、四句语调低缓而不哀，其个中的微情妙韵须于画外余音去深味。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