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全诗一直在写月，角度不断变化，意境开阔，但清冷寂廖，抒发了作者面对明月时孤独和对远方亲人真切的思念。
首联从天上月、江上波到门上月光的闪动，视角不断转换，写出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动传神的月亮。
颔联诗人从江楼上俯视长江上的月色，又从写江上的月光转到写屋内的月光。
颈联诗人的视线从室内转到了室外，接着诗人又仰望星空。
尾联诗人由眼前的月亮想像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联想到与他们远隔万里共沐月光。这是诗人的美好的愿望和真情的祝愿，也是自己长期滞留异乡，久久难归的无可奈何的告慰。
全诗意境宏大、清冷寂静，从天上写到地上，从江上写到屋里，从眼前写到山林，从身边写到万里之外。但无论怎么写月亮，写月光，都始终摆脱不了一种孤独与寂寞的感觉，作者远在他乡，根本无法与亲人团聚，只能借月亮遥遥地寄托一种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既然无法团聚，才会有万里共清辉的愿望。
这首诗突出了李白创作融情于景的特点，语言简练，通俗易懂。
首句“南登杜陵上”中，“南”字首先点明了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指出杜陵的位置位于渭水南岸。第二句“北望五陵间”把作者从南岸看到的风景刻画出来。两句一南一北，互作映衬。这两句不仅写出了作者的位置，还为下两句所写的事物做了铺垫。作者站在杜陵上，登高望远，不仅看到了对岸的五陵，还看到了眼前壮阔的渭河，还有远处连绵的群山。第三句“秋水明落日”中的“秋”字点出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明”字在这里应该是古代汉语中常用的使动用法，翻译作“使……明”，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秋水的映照，使得落日光线更加明亮。表面看是写落日的景观，实则含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单从句面上看，很难理解这层意思，但若结合作者创造此诗时的背景就不难理解。
此诗作于唐天宝二年秋，此时正是诗人第二次入长安。这次诗人得到皇上的恩宠，待诏翰林，是政治上最风光的一段时期。这期间，诗人与诸多好友游历山水，沉浸在江山美景和佳茗陈酿之中。然而由于诗人性格孤傲，不与朝中奸佞之辈同流合污，不久便遭到谗谤。所以，诗中作者虽在描写景物，但其实是对自己当下境遇的描述。末句“流光灭远山”中“流光”指流动的光。渭水流动，使倒映在水中的日光也忽明忽暗，闪烁不定，自然远处的群山也会随着日光的流动而显得若隐若现。这句同上句一样，在景物描写背后暗藏了作者回归山林的思想。古人尤其是才华横溢的人，如果怀才不遇或在官场上遇到排挤，都会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李白此时受到谗谤，不免会产生隐居的念头，所以“远山”在他这首诗中就不只是个普通的景物了。
这首诗是诗人王建居于武昌时根据当地传说以及望夫石石像所作的一首诗。
“望夫处，江悠悠”这里有浩浩不断的江水，江畔屹立着望夫山，山头伫立着状如女子翘首远眺的巨石。山、水、石，动静相间，相映生辉。“望夫处，江悠悠”，写出望夫石的环境、气氛。“悠悠”二字，描绘江水千古奔流，滔滔不绝，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浓郁的抒情气氛，同时又衬托望夫石的形象，把静立江边的石头写活。仿佛是一尊有灵性的石雕傍江而立，翘首远望，在思念，在等待。这种以动景衬静物的手法，不仅使画面生动，有立体感，而且也暗喻了思妇怀远，思念之情的绵绵不绝。“悠悠”在这既是写景状物，渲染环境气氛，又是摹情写人，形象地描画了思妇相思的情状。这二句情与景融，不可分割，富有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真有一石三鸟之妙。
“化为石，不回头”，诗人又以拟人手法具体描绘望夫石的形象。人已物化，变为石头；石又通灵，曲尽人意，人与物合，情与景谐。这不仅形象地描画出望夫石的生动形象，同时也把思妇登临的长久，想念的深切，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二句紧承上文，是对古老的优美的民间传说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
“山头日日风复雨”，是说望夫石风雨不动，坚如磐石，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长久地经受着风吹雨打，然而它没有改变初衷，依然伫立江岸。这里写的是石头的形象和品格，说的仍是思妇的坚贞。她历经了种种艰难困苦，饱尝了相思的折磨，依然怀着至死不渝的爱情，依然在盼望着，等待着远方的行人。
“行人归来石应语”，诗人在结句处把笔宕开，作了浪漫的推想。待到远行的丈夫归来之 时，这伫立江边的石头定然会倾诉相思。“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郭震《子夜四时歌·春歌》）
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首诗始终抓住石之形与人之情来写，构思最为精巧。“望夫处，江悠悠”，从人写起，交代了地点，又以悠悠江水流暗喻时间之长，感情之久。“化为石，不回头”，言望夫之妇化而为石，也暗示时久。妇人伫立江边，看那江水一去不回头，自己也化为石像永远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复雨”，不畏风吹雨打，不怕天长日久，她一直不回头，一心望夫归。最后，以“行归来石应语”结束全诗，又将望夫石拟人话，可谓匠心独运。
全诗刻画了古代妇女深情动人的形象，揭示了她们悲苦的命运。诗歌于平淡质朴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诗人只描写了一个有包孕的片段的景物和自己一刹间的感受，平平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