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但是将来会看出的。现在不给它想办法，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
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天下虽然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的时候，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教他们学习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旗帜这些军队的号令之间而不迷乱，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等到后代，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几十年以后，装备武器都败坏了，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就彼此惶恐，传布谣言，不战就逃跑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筋肉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四方的人民就像鸟兽奔窜一样，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国家分裂，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
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难道不是很周全吗？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至于农夫平民，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这是什么原因呢？天气和季节的变化，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农夫平民，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使得他们轻视霜露，不畏风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出门就坐车子，刮风就穿皮衣，下雨就打着伞，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体了。因此，会保养身体的人，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慢步快走活动操作，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人民也是如此。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谈论起打仗的事情，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听说盗贼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
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这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契丹的财物，每年的财物，每年以百万来计算。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从我方开始，便从敌方开始，不发生在西方，便发生在北方；所不知道的，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总之，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所以说，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
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讲述演习兵法，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像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评定胜负，有赏有罚；等实行的时间长了，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然而持不同意见人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又用军法困扰，那百姓将会不安定；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虽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又怎么样呢？
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骄横又有怨言，欺压百姓，向他们的上司邀功，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利和害的界限，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注释
策：是朝廷设题考试，应举士子（读书人）答问时所书，称为对策和策问，后来成为古代臣子向皇帝陈述政见、进献谋略的一种文体，属于议对体文书。生民：即人民，百姓。患：祸患。果：究竟。
先王：古代的帝王。兵：文中指军备。去：废弃，取消。隙：空隙，文中指秋冬农闲之时。致民：招致、召集百姓。田猎：有组织地进行射猎活动。以讲武：借此机会教练武事。进退坐作：均为古代军队操练时的基本动作。进退：前进，后退；坐作：跪倒、起立。刈：割，文中是杀的意思。慑：害怕。盗贼之变：文中指敌人的迸犯。惊溃：惊慌失措而溃散逃亡。迂儒之议：迂腐不通事理的读书人的见解。卷：收起兵。甲：铠甲，文中泛指武器装备。顿弊：损坏，破败。佚乐：贪图安乐。卒：同“猝”，突然，忽然。讹言：传播谣言，文中是有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之意。开元、天宝：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是唐代比较稳定和繁荣时期，号称“盛世”。豢：养，文中是沉醉，安享的意思。一本作“酣豢”。刚心：指刚强的意志。眊：目不明，引申为衰老，糊涂昏聩。痿蹶：足麻痹。区区：小小的。禄山：即安禄山。唐玄宗时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率众十五万，于天宝十四载（年）起兵范阳，发动叛乱，相继攻下洛阳、长安，称雄武皇帝，定国号燕，后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兽奔鸟窜：形容百姓受惊扰四处逃散就像受惊的鸟兽一样。固以微：因此衰落下去。固：一本作“因”。
平居：平时。告病：文中指生病。告：说。力作：努力耕作。穷冬：隆冬，极冷的冬天。暴露：即在野外劳动。筋骸：指筋骨。冲犯：指受到摧残损伤。浸渍：被雨水浸泡。狎：与“轻”互文，也是轻视之意。重屋：有双重屋檐的高大房屋。风则袭裘：一有风就穿上皮袄。御盖：撑伞。虑患：事先考虑到防御外患。狃：习惯。闺门：通往内室的小门。股栗：两腿发抖。渐不可长：不能让剐露苗头的事再发展下去。
无自而有：无从发生，没有发生之可能。西北之虏：指当时宋朝西方的西夏和北方的契丹。虏：古时对敌方之蔑称。岁以百万计：极言每年岁贡之多。厌：满足。之不以渐：不逐渐地用兵。蹈：脚踏，文中是走上，奔赴之意。
庶人之在官者：指平民在官府服役供职者。行阵：军队之行列和阵式。节：严格的规律。役民之司盗者：从民间抽调来负责捕捉盗贼的人。郡府：指郡府的所在地。都试：汉制，每年秋天，集军士于都城，考试武艺。以军法从事：按军法办事，即按正规军队的训练办法来要求。挠以军法：以军法扰乱百姓。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将要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作战。
屯聚：集中驻扎。陵压：欺压。陵：同“凌”邀其上：要挟他们的上级。邀：同“要”，要挟。折其骄气：使其骄纵之气受到挫伤。际：间，界限。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积贫积弱。到了宋仁宗嘉祐时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突出。内部农民起义连连不断，外部有西夏、辽的威胁，可是当时全国上下却是一片歌舞升平、习于安逸的景象。作者对此忧心忡忡，于公元1061年（嘉祐六年）借参加制科考试的机会，写下了这篇政论文章。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王不知危，能逸王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论姓和王公贵经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王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经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王不知危，能逸王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经民，提高了经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王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王经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王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经民安于太平之乐王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经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经，养尊处优，反王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经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经由于“畏之太甚王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王不伤。”比喻讲层，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王经民“骄惰脆弱，如妇经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王股栗”，王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经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论万计，但“奉之者有限，王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经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层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王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王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论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王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汉江》这首诗，是诗人写他在一个暮春的傍晚行经汉江时的所见所感。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写出春日洁静宁适的景象。其中的“溶溶漾漾”，是形容汉江江水在日光下流动，波光闪烁的美丽样子。在这种水波荡漾的汉江中，水面上白鹭翻飞嬉戏，给人一种宁静美好的感觉。至于“绿净春深好染衣”一句，则是使用夸饰的手法，描述出汉江的江水，在盛春时节呈现出碧绿澄净的样子，乍看之下，仿佛可以取来作为染饰衣服之用。“绿净”是写汉江江水的碧绿澄净，“春深”则说明作者经过汉江时正是暮春时节，也交待致使汉江江水碧绿澄净的原因，这样的修辞，将春意的新、净、亮、丽的特质，全都蕴含在其中。
“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通过上联对汉江美好春景的描写，带出春日之景虽然美好，作者心中对岁月的感慨，联想到又是新的一年到来，象征着人的年华又老了一岁。“南去北来人自老”一句，就是作者对自身南来北往年华消失的感慨。“人自老”三字，主要在表达年华老去的不自觉和无可避免。“夕阳长送钓船归”一句，则是描写每当夕阳西下时，便是钓船归返之时，如此日复一日，仿佛西沉的夕阳恒久以来，都在长送钓船回航一样。我们由此回想，当明天日出时，钓船就会再度出航，然后周而复始。人生的世代更迭，新人替换旧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在面对“南去北来人自老”的感触中，又何必自伤。如此接续描述，便自然在岁月消逝的无奈中，带出一些潇洒的意味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