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词的上片写词人故地重游,来到西湖的情景。“着破荷衣,笑西风吹我,又落西湖”。“荷衣”表明了词人的隐士身份,在其前着一“破”字,更见其弃世隐居已经很久。“笑”字传达出了词人不愿重回繁华世间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只能一“笑”而已。 “湖间旧时饮者,今与谁俱?”旧时那些与我一起对饮于西湖间的友人,如今还有谁能与我在一起?这二句慨叹词人当年的酒朋诗侣如今已四散飘零,表达了词人对他们的追怀,字里行间流淌着物是人非的凄凉。“山山映带,似携来,画卷重舒。”西湖四周,青山环绕,山光水色秀丽迷人,好似从前那幅美丽的画卷又被携带来重新打开一样。这二句写西湖风景依然秀美如画,未曾改变。“三十里,芙蓉步障,依然红翠相扶。”这二句抓住湖中荷花这一景物进行具体描述,再次抒发了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
在词的下片,作者进一步抒写自己在此情此景中的亲身感受,悲悼王朝故家的沦落和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目清无留处,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虚。”放眼望去,西湖美景一目了然,毫无滞留之处,湖水明净,任凭船儿在湖面飘浮,如同浮游在空中,人也仿佛置身在浩渺无边的虚空,飘飘然若羽化而登仙。这三句写景如画,写出了荡舟湖面的感受。在抒写自己的感受时,词人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天空倒映在水中,故而船仿佛浮于天上,人随舟摇荡,无所倚靠,故而有置身太虚之感。“残烧夕阳过雁,点点疏疏。”残烧夕阳:形容夕阳像即将烧尽的火球。化用自居易《秋思》诗:“夕照红于烧。”这二句写傍晚时的景色,境界超迈,渲染出西湖夕照之美,引人遐思。“故人老大,好襟怀,消减全无。”昔日和我同游共饮的友人如今都已衰老不堪,昔日的豪迈胸襟、满怀壮志,如今都已消磨殆尽。此几句抒发身世之慨,二语三折,含蕴深广,词人内心的苍凉与落寞不言而喻。“故人”二字在这里是相对于西湖而言,包括了词人自己和上片所提到的“旧时饮者”。“漫赢得,秋声两耳,冷泉亭下骑驴。”我独自怀着怅惘的心情附船着岸,骑着毛驴来到了冷泉亭下,一阵衰飒的秋风迎面吹来,在我耳边“呼呼”作响。末二句更作衰飒之语,传达出词人内心的凄凉之情。他本为宋室后裔,却偏生活在屈辱不振、日趋没落的南宋末年,朝廷昏庸,奸佞当道,自己被弃置不用,虽有满腔豪情壮志,但除了骑驴听秋声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同时,在行文上也照应了开头,也道出了他为何甘作隐士退居山林的原因。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