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即景抒情诗。借描写柳堤春日美景，抒发离别相思之情，乐景哀情，语淡情浓，意蕴丰富。全诗紧扣标题“柳堤”二字，有时侧重于表现“柳”，有时侧重于表现“堤”，然而堤是植柳之堤，柳是堤上之柳，又不可截然分开；更有趣的是作者在诗里面有意避开了这两个字，而通过对相关景物的描写让人自悟，其用心之工着实让人叹服。
“春江水正平，密树听啼莺”暗扣标题，前句侧重“堤”，后句侧重“柳”。“平”取“与堤岸齐平”之意，类似的用法如“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句子。一个“平”字，写尽了春江水涨、放眼望去漫漫无边的气势。“密树”表现了堤上植柳之多，生长之茂盛；密树里有黄莺啼叫，悦耳动听，且绿树黄莺，色彩对比也很鲜明，有视觉上的也有听觉上的，都给人以美的感受。
“十里笼晴苑，千条锁故营”，前句着眼于“堤”，后句着眼于“柳”。如果说首联是从身边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事物来表现柳堤上春意之美的话，那么这一联就是加入了想像，从更大的范围来表现柳堤上春意之广。用“十里”、“千条”分别指代“堤”和“柳”，也用以表现堤的范围之广和柳树的数量之多。“苑”指花园、园林，“晴”是亮丽、明亮的意思，之所以说“笼晴苑”，是因为堤岸顺着水势，会有一定的弯曲，像是有意把“晴苑”包含在里面似的，十分形象生动。“笼”字的这个用法，如同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一样，取包含、包罗之意。后句中的“锁”是封锁、封闭的意思，形象地表现了柳的数量之多，以至于把旧时的营垒都遮蔽了的意思。这两字都可以看作炼字的典范。
“雨香飞燕促，风暖落花轻”选取春天典型意象来表现柳堤之上春意之浓。每一句的前后两种事物构成因果关系：因“雨香”而“飞燕促”，因“风暖”而“落花轻”。对“雨香”二可以查到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解释：①春雨沾染了花的香味，故曰“雨香”；②春雨后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因而说“雨香”；③春雨使得空气清新，所以说“雨香”；④春雨本身就有很清新的气味，化妆品界甚至有以雨的味道制成的香氛，因此称“雨香”也不为过。我觉得这几种解释都很有道理，但苦于一时找不到这一用法的出处，不知哪一个更确切些；更重要的是，这“雨香”又是怎样与“飞燕促”联系起来的呢?我很喜欢北宋晏几道《临江仙》中的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燕子在微雨里飞是常见的现象，但是雨稍大一些，燕子一般是不飞的，至少在我家乡这一带是这样的。但是在春雨以后，会看到有大量的燕子衔泥筑巢的现象，我想古人“雨香”的奇思妙想会不会跟这一现象有关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雨香飞燕促”就容易理解了：一场春雨过后，燕子匆忙往返于堤上衔泥筑巢，好像刚下过的雨是香的，这香沁入泥土，使泥土也变成香的了。再说这里的“雨”不一定就非得是下雨，如果真是下雨，就与后面“风暖落花轻”一句相抵触了。作者春游柳堤，天气忽而雨忽而晴，怎么会比六月天还善变呢。下句的“花”，应该是指柳花，也就是柳絮，作者因为标题的缘故有意避开了“柳”字，之所以用“花”而不用“絮”，我想首先是为了满足平仄的要求--这里需要一个平声的字才能对仗工整；并且用“花”字也更能给人以美感。“落花轻”就是指柳絮飘飞，因为天晴风暖，所以柳絮飘飞，这样就不难理解了。总得说来，这一联仍是前句写“堤”，后句写“柳”，紧扣题目来写，用富有春天特征的“飞燕”、“柳絮”等意象，表现柳堤上浓浓的春意。
“更欲劳攀折，年年还自生”转入抒情，阐发主题。作者虽然有意避开“柳”字而只说“攀折”，其实还是使用“折柳”这一传统意象来表达离别相思的主题。不过作者表达得更加委婉而新颖，不是直接说离别相思有多苦多深，而是把柳拟人化，赞扬柳树很善解人意，说柳树是为了慰劳离别想思之人，才一年年长得这么茂盛的。“折柳”的意象是解读这首诗的一把钥匙，而一个“更”字，又是解读这首诗的一个重要线索，它把这一句对柳树的赞扬与前三联对柳堤美景的描写联系起来，既使全诗成为一个整体，又使全诗在表面的欢乐下面，表达出离别的深沉主题，极耐咀嚼。作者金銮是陇西(今属甘肃)人，“随父侨寓南京”，“游吴楚淮扬之间”时间很长，早已习惯了江南的生活，长期的客居使他只能把自己的对故乡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或许这样的抒情方式更适合于他吧。钱谦益说他“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
这支小令，多半内容反映的是闺中少妇绝望的心情。开头两句“雪纷纷，掩重门”，点明季节，说年冬腊月，大雪纷飞，造成交通阻塞的困难，远行人就更不易归来了，少妇不能不为之心碎。在这个时候，要表露少妇的感情再也容不得半点含蓄，因此第三句接着直抒胸臆，明白写出了“不由人不断魂”的惨痛句子。第四句“瘦损江梅韵”，以梅妃的故事作比，表明思妇由于怀念远方丈夫而变得削瘦，失去了往昔的风韵。第五句“清江江上村”，是化用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等词句的意境，进一步表现少妇的孤寂与悲痛之情。第六句“香闺里冷落谁瞅问”，是少妇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
小令的重点句则是最后的“好一个憔悴的凭阑人”，在大雪纷飞，家家紧闭重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冒雪凭栏遥望远方归人。在漫天风雪中，惟有她依栏远望、凝思，表达思念之情的深沉严冬都封杀不了。“好”字意义双关，下得非常妙，它似是修饰“憔悴”，用作甚辞，有“很”“太”等意，寄寓着作者深厚的同情，但也有更多的赞赏之意。此句一扫上文所言绝望的情绪，显示出一个少妇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坚强的性格。有此一句，才显出此曲的精妙之所在，它可以使全篇的消沉气氛为之一振。
此曲在结构上，采用的是前后矛盾对立的写法。前面几句极写少妇的绝望心情，经彩笔左涂右抹，色调越来越浓，似乎已经绝望到底，而最后一句，则急转直下，一反常态。这样，先抑后扬，更富有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