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首句点题，次句一个“空”字，统领全篇。此“空”，既是对邺都故址败落凄清环境的概括，又是诗人身临其境所产生的茫然无着心情的流露，悲戚怀古之情寓于其中。“复何见”三字，以一设问，自然引出中间四句的具体描绘。东风，在古诗中尤为常见，如李商隐《无题》：“东风无力百花残，”如李煜《虞美人》“小春风吹醒万物，百花欣欣向荣。楼昨夜又东风”等等，暗示出春天已到来，呼应结句“春色”。飞云殿，从名称上可以使作者想见当年的气势。而今，在这样一个暮春的傍晚，却只有东风薛阵，野火飘飘，通过凄凉景象，写出“人去尽’。这两句例重从人事方面写“空”。

　　以下两句侧重从事业方面写“空’。望陵台，为曹操当年饮酒作乐的地方，曾为曹操事业兴盛的标志，而如今漳水依然东流，高台却只与曹操陵墓空对，如诗人《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中所写：“邺都唯见古时丘，漳水还如旧日流”，城角的高台与城北的流水这种种形象之间的对照和映衬，便透露出事业付流水之意。上文说“城空”，本不该再有所见，但实际上，这四句所见更突出了“城空”，并且使“空”的内容更具体化。诗的最后两句用“人去尽”总承上顶四句，再度强调“空”，回应诗的开头，使“空”字成为首尾贯串的线索。春色依然，人事惧非，这两句又是对春色的感叹，实际是对古人不常在，事业不常在的感叹。开头说“复何见”，结尾说“为谁来”，两处问句迢迢呼应，加深了这种感叹的分量，全诗遂在不尽的感叹中结束。

　　这首诗以“空”为主线，通过总括、细描、抒慨三个层次的渲染烘托，写出古都邺城的“四空”，凭吊古迹，惋叹人生，寓情于景。全诗语言素淡自然，朴茂浑涵，颇有汉魏古诗的悲凉慷慨的风格。诗篇前四句五言，后四句七言，五、七言并用，不拘一格，依物事的描写、感情的起伏而选择变化，使诗歌既有潇洒明快的格调，很适于表现怀古的主题并具饱满深厚的力度，为岑参早期诗歌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人自叹不如草木快乐。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其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复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但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

　　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第一章从羊桃的枝条说起，羡慕其无知而又无忧之乐。首两句起兴，先从客观外物入笔，“隰有苌楚”即是说宽广的沼泽地带长满了羊桃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然后彼而此起，从羊桃而联系人的思想。人在乱离时期，受尽生活的折磨，感到生无乐趣，而看到羊桃的“猗傩其枝”，总不免产生羡慕之情。而羊桃似乎又有意挑逗，将枝条长得“夭之沃沃”，以炫耀其美丽，因为植物是见其乐美而不见其忧愁，而人在“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乐记》）的时候，就会深感其乐并“乐子之无知”。这是因为植物只有生长之灵魂而人却有理性之灵魂，两者所差异，形成如此的结果。

　　第二章是从羊桃的花说起，羡慕其无家而无累之乐。花草无知，只是尽情开放，人生有情，不免受到家室之累。困而人见花草而羡其无拘无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章说“乐子之无家”，反而兴起人有家而不乐，与前章句式相同，只是“花”与”家”之别，其意思则更深入一层。面对羊桃花的欣欣向荣，自不殆而生羡意，其厌世思想，尤为深沉。那种“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权思想，也随之一扫而净。

　　第三章是从羊桃的果实说起，羡慕其无室而无忧之乐。“家”与“室”义同，此章是从前章的“家”而来，进一层说明“豺狼在邑龙在野”的时候，那些贵族子弟“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更是感到家室之累为苦。此章乐苌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亦显示了亡国之音的沉痛至极。桧国失国，贵族反受家室之景，见羊桃兴盛而生悲愁，自是人之常情。植物没有感情，不为痛苦所困，没有家室之愁，实在是值得羡慕。这是无可奈何的想法，表现了贵族阶级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强烈不满与无限怨愤。

　　此诗作者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在写法上，此诗是采用衬托对比，用羊桃“夭之沃沃”之乐，来衬人的无室无家之苦。诗人更不必说自家的痛苦，只是羡慕苌楚之乐，苦与乐同时对比，尤显苦者越苦，乐者越乐。诗人让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外化寓深情于诗外，不说一句苦，而苦自深。凡苦之不可言者，自是苦已不堪，这是给人从诗外去体会的弦外音、言外旨与诗外味。诗中说的贵族亡国之愁，而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倍受困苦的奴隶，其苦自不堪言，连一棵羊桃也不如。这也是从诗外所得的体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得更深刻，更显艺术的感染力量。

　　词人故里高邮，南距镇江仅不足二百里。他在宋元丰七年（1083年）前，曾数次到镇江，因此具有较丰厚的生活积累，写来十分真切。可与前面的《望海潮》“扬州怀古”、“越州怀古”相比，词之意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词上阕涉及往昔欢娱，记忆犹新；下阕“感深荆赋”，托讽《九辨》。而《九辨》中有“坎凛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而无友生”之句，似与词人之坎坷遭遇相合。考少游生平，宋元丰元午（1078年）、五年（1082年）考进士，皆不中。六年（1083年）作《精骑集序》，曰：“比数年来，颇发愤自惩艾，悔前所为；而聪明衰耗，殆不如曩时十一、二。”词云“感深荆赋”，又曰“潘鬓点、吴霜渐稠”。衰老之感，不遇之情，隐然而见。

　　词之特点，是在雄伟壮丽的背景中寓有潇洒之致，柔婉之情，可谓豪放中有婉约，沉郁顿拙，感慨万千。起首三句，写镇江形势，备极壮丽。镇江北濒长江，中贯运河，周围有山，在历史上，除金、焦、北固外，以蒜山为著名。词云“铁瓮城高，蒜山渡阔”，以雄浑之笔，勾勒了这座古城的风貌。“干云十二层楼”，以夸张语气，描写了城内高楼直插云霄的气势。“开尊”二句谓斟满芳酒，等待月上东山；放下湘帘，迎风而立，充满了豪情胜慨。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黄庭坚《念奴娇》“万里青天，垣娥何处，驾此一轮玉”？皆写待月，方之此词，可谓异曲而同工。苏黄之词超旷豪迈，秦观此词，则潇洒出尘。接着一句，由润州待月，而及扬州灯火，乍看有些突兀，实亦自然宛转。扬州在长江之北，距润州仅四十余里，唐宋时甚为繁华，词人故里，在其属下。此时他在润州“开尊待月”，忽见不远处灯火阑珊，于是情不自禁地忆起在扬州时的冶游。可见此句颇似今日电影之“暗转”，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自此以下，乃回忆扬州时的艳遇。所谓“绮陌”，实乃“春风十里扬州路”。所谓“宛转歌”、“温柔乡”，实乃指在扬州青楼听歌赏舞之事。何以见得？试以《梦扬州》一词下阕印证：“长记曾陪宴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滞洒困花，十载因谁淹留？”与此词所写，何其相似乃尔！歇拍三句，又写到在镇江时情景：他凭栏俯瞰长江，想象扬州旧游之地，此刻花阴之下，不知是谁系着兰舟。语意含蓄，充满惆怅迷惘之情。

　　过片三句，以一“念”字领格，于凝想旧情之中，打并人“身世之感”。当时他在青楼听着凄凉怨慕的筝声，引起“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所谓“感深荆赋”，乃以宋玉自况。宋词中往往寓有《骚》《辩》之意。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序》说词是“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就是指的这一点。少游此词，足以当之。所谓勤裁尺素，双鱼难渡，表面上是说他修了许多情书，却难以寄到所思者的手中。镇江扬州不过一江之隔，传书送信断不会如词中写得困难。这不过是一种遁辞而已，实际上是说他的一腔理想，无由上达。因而进出“晓鉴堪羞，潘鬓点、吴霜渐稠”二句。当时秦观年约三十五、六，却发出叹老嗟卑之词，实乃抒不遇之情也。

　　下阕歇拍，惆怅自怜，对未来犹未丧失信心。鸳鸯未老，反衬“潘鬓吴霜”，是一大转折，盖喻遇合有时。不应悲秋，说明词人欲拂去笼罩心头的阴云，重新振作起来，去争取美好的前程。自慰亦复自励，词情一波三折，令人抚绎不尽，一本结句仅作“绸缪”二字，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这首小诗记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它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这两句是说作者眺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出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仿佛在催促灵澈归山。诗人出以想象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二句主要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两句就是写灵澈辞别归去情景。灵澈戴着斗笠，披带夕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来越远。“青山”即应首句“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结出别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灵澈的深挚的情谊，也表现出灵澈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和作者的寂寞心情。

　　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帧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而且以画外的诗人自我形象，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暮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灵澈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儒殊途，而由于趋归意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托着、也表露出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因而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评画时说过：“凡是富于表情的作品可以同时富于景色，只要它具有尽可能具有的表情，它也就会有足够的景色。”（《绘画论》）此诗如画，其成功的原因亦如绘画，景色的优美正由于抒情的精湛。

　　刘长卿和灵澈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在公元769—770年（唐代宗大历四、五年）间。刘长卿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贬谪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灵澈此时诗名未著，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后，将返回浙江。一个宦途失意客，一个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这首描绘春天风光的小诗，是诗人闲居农村时的即景之作。

　　“草长莺飞二月天”写时间和自然景物。生动地描写了春天时的大自然，写出了春日农村特有的明媚、迷人的景色。早春二月，小草长出了嫩绿的芽儿，黄莺在天上飞着，欢快地歌唱。堤旁的柳树长长的枝条，轻轻地拂着地面，仿佛在春天的烟雾里醉得直摇晃。“草长莺飞”四个字，把春在的景物写活，使读者仿佛感受到那种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气氛，读者的眼前也好像涌动着春的脉搏。

　　“拂堤杨柳醉春烟”写村中的原野上的杨柳，“拂”，“醉”，把静止的杨柳人格化了。枝条柔软而细长，轻轻地拂扫着堤岸。春日的大地日暖融融，烟雾迷蒙，微风中杨柳左右摇摆。诗人用了一个“醉”字，写活了杨柳的娇姿；写活了杨柳的柔态；写活了杨柳的神韵。这是一幅典型的春景图。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主要写人物活动。描述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的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情景。孩子们放学早，趁着刮起的东风，放起了风筝。儿童正处在人生早春，儿童的欢声笑语，兴致勃勃地放风筝，使春天更加生机勃勃，富有朝气。儿童、东风、纸鸢，诗人选写的人和事为美好的春光平添了几分生机和希望。结尾两句由前两句的物写到人，把早春的迷人渲染得淋漓尽致。

　　春景既然如此动人，生活在这如画的春光中的人更是如此，诗的后两句，由景而及人，诗人饶有情致地写了一个群童放风筝的场面。天气实在太好了，连平时爱在外贪玩的小学生们也一反常态，放学后早早地回到家，赶紧放起风筝来。“散学归来”用一“早”字，说明连孩子们也让这风和日丽的气候给打动。

　　全诗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写人，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写的静态，后半部分则添加了一个动态。物态人事互相映衬，动态静态彼此补充，使全诗在村居所见的“春”景这一主题下，完美和谐地得到了统一。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