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六句实写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后两句写自己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此诗视角独特,实写美妙之极,想象十分巧妙,且升华了诗的意境。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傍晚有傍晚的好处。此刻,岸边的田野村落,均为暮色苍茫所笼罩,显得既庄严又平和。再看那清澈的江流,碧蓝蓝的,被西沉的落日所笼罩,辉映得一片绚烂。此种景象,白天则未必能看得到了。起首两句,以袅袅“岸烟”、清清江流和红火火的“斜晖”,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春景;而且视野平远、色彩柔和,正适合诗人薄暮出游的悠然之情。
“径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便画到近景了,诗人大约是扶轿出游的。当一乘轻轿沿曲曲林径缓缓而行时,狭窄的小径上,时有绿嫩的树枝当轿而出,需要轿夫们小心翼翼披枝向前。时有这鲜翠的疏影绿意映入轿帘,别有一番情趣。山野上还有低飞的春燕,大约以为轿中无人吧,不时飞来窥视上一眼;但当轿帘一动,它们便又疾飞而去,狡黠得很,这都是诗人那左顾右盼、时时掀帘探看的情态。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轿中赏景毕竟碍眼了些,诗人被那美好的暮景所吸引,于是出轿步行。悠然踏春,比轿中览观又多了几分乐趣:当你先走在桃红李白的路上,晚风吹过,便有翩翩落花飘坠脚前。它们竟是如此多情,仿佛要铺出一条缤纷的花路,以迎送诗人悠闲步履一般。接着来到清澄澄的水涧,当诗人蹒跚着踏过涧石时,流水中便照见自己衣衫飘拂的清影,如此逼真的情态,再高明的画手也勾勒不出来。“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两句,不仅绘景如画,且色彩浓淡相衬,将诗人披着一身晚霞,行经花径、水涧的缤纷、清丽之境,表现得轻灵、美妙之极。
身历其境的诗人,自然更飘飘然了。于是便引出了结尾两句奇想“流涧写行衣,何殊九枝盖”。八百里洞庭的美景,早已闻名;在这样背景上“薄暮”归来,颇令人沉醉。但诗人的思致还要“浪漫”些,他读过《楚辞》,知道屈原《湘夫人》描绘过“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往”、“九疑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神灵出没景象。而今,诗人却欣喜地感到,那缤纷的落花、照影的润水,伴送他衣衫飘拂的归来景象,宛然就与湘水神灵打着九枝车盖、从苍茫的洞庭湖畔归去无异。神幻的联想,把全诗带入了一个缥缈恍惚的奇境;而诗人,就这样消隐在春日薄暮的最后一片霞彩中。
此诗前六句为实景: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最后两句为虚写:诗人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这既是写美景,更是表达他的由衷喜悦,流露着他对春景的热爱。
李白这首也有“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句,显然是袭用了诸葛亮那首的立意。诗大概写在李白“赐金放还”,刚离开长安之后。诗中抒写遭受挫折以后的痛苦和对理想的期待,气势奔放,感情炽热,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开头两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长啸”是比高歌更为凄厉激越的感情抒发。诗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显示诗人此时心情极不平静,为全诗定下了感情的基调。宋玉《九辩》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之句,故“见阳春”有从埋没中得到重用、从压抑中得以施展抱负的意思。以下诗句,全是由此生发。
接着,连用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故事。一是说不周吕望(即姜太公)长期埋没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时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每天一钓,十年共三千六百钓),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说秦末的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雄辩使刘邦改变了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诗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这里声调高亢昂扬,语言节奏也较爽利明快,中间虽曾换过一次韵,但都押平声韵,语气还是舒展平坦的。
自“我欲攀龙见明主”句起,诗人一下子从乐观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声韵,语气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犹如一阵凄风急雨劈面打来。这一段写法上很象屈原的《离骚》,诗人使自己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变的神话境界中,通过描写奇特的遭遇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你看,他为了求见“明主”,依附着夭矫的飞龙来到天上。可是,凶恶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来恐吓他,他想求见的那位“明主”,也只顾同一班女宠作投壶的游戏。他们高兴得大笑时天上闪现出耀眼的电光,一时恼怒又使天地昏暗,风雨交加。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不顾一切以额叩关,冒死求见。不料竟触怒了守卫天门的阍者。在这段描写中,诗人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烈,就象浩荡江水从宽广的河床突然进入峡谷险滩一样,旋涡四起,奔腾湍急,不可抑止。诗人在天国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他借助于幻设的神话境界,尽情倾诉了胸中的忿懑与不平。
自“白日不照吾精诚”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这段中,诗人通过各种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写了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并激烈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上皇不能体察我对国家的一片精诚,反说我是“杞人忧天”。权奸们象恶兽猰?那样磨牙厉齿残害人民,而诗人的理想则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够的才能和勇气去整顿乾坤,就象古代能用左手接飞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样,虽置身于危险的焦原仍不以为苦。诗意象是宕起,可是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来。在现实的生活中,只有庸碌之辈可以趾高气扬,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聪明才智,世人就把我看得轻如鸿毛。古代齐国三个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国晏子设计害死,可见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猜疑。明明有剧孟这样的能人而摒弃不用,国家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了。这一段行文的显著特点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规。如果要求意思连贯,那么“手接飞猱”两句之后,应接写“力排南山”两句,“智者可卷”两句之后,应接写“吴楚弄兵”两句。可是诗人却故意把它们作上下错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铺直叙。诗人那股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回盘旋之势,更显得恣肆奇横,笔力雄健。这段的语气节奏也随着感情发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声韵,忽而换仄声韵,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韵,极尽变化之能事。
最后一段开头,“梁甫吟,声正悲”,直接呼应篇首两句,语气沉痛而悲怆。突然,诗人又笔锋一折,“张公两龙剑”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时见阳春”这一设问。诗人确信,正如干将、莫邪二剑不会久没尘土,我同“明主”一时为小人阻隔,终当有会合之时。既然做过屠夫和钓徒的吕望最后仍能际会风云,建立功勋,那自己也就应该安时俟命,等待风云感会的一天到来。饱经挫折的诗人虽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却仍在用各种办法自我慰藉,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写长篇歌行最忌呆滞平板,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布局奇特,变化莫测。它通篇用典,但表现手法却不时变换。吕望和郦食其两个故事是正面描写,起“以古为鉴”的作用,接着借助于种种神话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则把几个不相连属的典故交织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潜说的“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因而诗的意境显得奇幻多姿,错落有致:它时而和风丽日,春意盎然,时而浊浪翻滚,险象纷呈;时而语浅意深,明白如话,时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测。加上语言节奏的不断变化起伏,诗人强烈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