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作者以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景物描绘传达给读者，是中国诗歌艺术表现的常法。该曲的特点，即是将虎丘的群景有意识地作为诗人怀古意绪的外化。所以在曲中，“半天风雨”虽颇具典型性，却并非作者着力表现的主体，仅作为一种冷色调氛围的构成因素。这种严冷的色调，正是作者抚今追昔、“千古恩仇”的内心情潮的折射。曲中写怪石老树，以及“苔绣”、“尘黏”、“云湿”，并不着重于风雨的介入，而更多地体现出岁月风霜的影响；“琴调冷”、“剑光寒”两句，更是老练地将古迹的历史与现状沟通。这种取景传象的手法，正是古人所说的“思接千载”，以及对待景物的“取其势而不取其质”。

　　当然，作者也并非将“风雨登虎丘”的“风雨”完全置于一旁，结尾两句“浪卷胥魂，山锁吴愁”，便重又巧妙地转回到了风雨的影响。须知虎丘旁只有一条叫山塘的小溪，无“浪”可言，而虎丘本身明秀佳丽，也很难与“锁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半天风雨如秋”的特定情景下就有所不同，风雨凄迷，天地山川足以为之改容。这两句既是怀古意绪的延伸，又是对风雨虎丘峭冷景象的添写，可谓虚实相兼。

　　此词写景以抒情，情因景生，描绘了思妇盼望远行丈夫归来的情思。全词紧紧围绕一个“溪”字构图设色，表情达意，写得清新自然，不落俗套，饶有情韵，耐人寻味。

　　首句“溪山掩映斜阳里”写斜阳映照下的溪山，侧重点于“溪”字。次句“楼台影动鸳鸯起”，补足上文，进一步写溪中景色。夕阳斜照之下，溪中不仅有青山的倒影，而且还有楼台的倒影，还有对对鸳鸯溪中嬉水。上句专写静景，下句则动中有静。“楼台影动”，表明溪水微风吹拂之下，荡起层层绿波，楼台的影子也仿佛晃动一般。再添上“鸳鸯起”一笔，整个画面就充满了盎然生趣。

　　三、四两句写两岸景色，这条溪水的两岸，只住着两三户人家，人烟并不稠密，环境自然是幽静的。至此，上面所说的楼台原是这几户临水人家的住宅，全词意脉连贯，针线绵密。这句为实写，下一句便是虚写，如此虚实相生。深院高墙，关不住满园春色，一枝红杏花，带着娇艳的姿态，硬是从高高的围墙上探出头来。此句的妙处于一个“出”字，词以“出”字形容红杏花，写出了春天的勃勃生机，意味隽永。

　　词的下片，转入抒情，但仍未脱“溪”字。溪水旁边，有一道长堤，堤上长着一行杨柳，暮春时节，嫩绿的柳丝笼罩着长堤，轻拂着溪水，而魏夫人作为临水人家的妇女，是经常从这里走过的。“早晚”一词，并非指时间的早和晚。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云：“早晚，犹云随时也；日日也。”其义犹如舒亶《鹊桥仙》词“两堤芳草一江云，早晚是西楼望处”。

　　古代，水边柳外，往往是送别的场所。据《宋史·曾布传》，曾布于神宗元丰中，连知秦州、陈州、蔡州和庆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也说：“曾子宣丞相，元丰间帅庆州，未至，召还，主陕府，复还庆州，往来潼关。夫人魏氏作诗戏丞相云：”使君自为君恩厚，不是区区爱华山。‘“这期间，曾布告别家人，游宦外，可能连续三年。此处，当指魏夫人填词述怀。结尾二句说明她溪边已徜徉了三年，年年都见过一次柳絮纷飞。从柳絮纷飞想到当年折柳赠别，这是很自然的。”三见柳绵飞“是实语，而着一”犹“字，便化实为虚了，这样，哀怨之情，离别之恨，便隐然流于言外。

　　此词声律上极具特色，八句中两句一叶韵，如“里”与“起”、“家”、与“花”、“路”与去、“飞”与“归”，均押韵工整；且两句与两句之间又平仄交错，如上片四句“里”与“起”是仄声韵，“家”与“花”是平声韵；下片“路”与“去”是仄声韵，“飞”与“归”是平声韵，读来十分谐婉，再加上语言晓畅，词句清丽，较好地抒写了贵族妇女温柔敦厚而又婉曲缠绵的感情。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