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向您致敬。听到您的名字已很久了，又在熟识的朋友那里常常见到您所写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可以大体知道您的为人了。
平常我们之间不通书信，怠慢的过错还可以宽恕；等到您痛苦地居丧，我也不曾写一个字来慰问；鄙人的弟弟子由来到这里，先承蒙您赐我书信，又一次因懒惰而没有立即回信。笨拙迟钝，不讲礼貌，到了这种程度，而您却到底没有弃绝我。近来在驿递之书信中又收到您的亲笔信，对我如此情深义重，我读后真要脸上发烧惭愧而汗下了。
您才华高超识见明达，不应当随便称赞别人，是不是因为黄庭坚、秦观等人（称扬我）的话，您真认为是那样吗？我这不肖之人被世人所憎恨，而他们二人却喜欢称赞我，好比古人偏嗜菖蒲酱和羊枣，不容易追问出原因来是一样的。认为他们两人的看法虚妄，当然不可；而要想因此改变一般人对我的看法，那更加不可以啊。
我年轻时读书写文章，只是专门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罢了。等到中了进士以后，还贪心不足，又参加了制策的专科考试。其实有什么实际意义？而那次专科考试号称为“直言极谏”，所以常常谈今说古，考证评论是非，以求得符合“直言极谏”的名称罢了。人苦于没有自知之明，既然因为在这个名目下考中了，便认为确实在这方面有点才能，所以在文章中争辩、谈论，直到现在，因此而得罪差一点被处死，真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多么可笑啊。然而世上一般人便认为我要想标新立异，那就太过分了。胡乱地论述利害，评说得失，这正是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的一种习气，好比候鸟和时虫，到时就叫，过时就停，对于当前的政治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常常怪如今的人太过看重我，而您也这样地称扬我，更加不符合实际。
我自从得罪以来，深自闭门，杜绝与外界的交往。常乘小船，穿草鞋，纵情于山水之间，跟樵夫渔父混杂相处。常常被醉汉所推搡责骂，反倒常常暗自高兴，因为逐渐使人们不认识自己了。平生的亲朋好友也没有一个字的信寄来，即使我写信给他们，他们也不回信，自己庆幸差不多可以避免与世人交往了。而您又再称扬推重，这很不符合本人的愿望。
树木长有赘瘤，石头上有晕圈，犀角中间相通，用这些特征来使人觉得它美而喜欢它，其实这都是这些东西有病之处、欠缺之处啊。我谪居到这里后无事可做，常默默地自我察看反省，回顾三十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大多都是这种有病之处。您所看到的都是过去的我而不是今天的我啊。恐怕只听到那种虚名而不考察真情，只注意那种现象而忽视了实质吧？或者是将要采取其中某一点吧？这件事不是见面无法详谈。
我自从获罪以后，再也不敢写诗作文。这封书信虽然不是什么文章，但由于是信笔写出我内心的看法，不觉连篇累牍，也不必给人看，一定要理解我的意思。
一年将尽，天气十分严寒，万望节制悲伤，多吃东西。其他情况不再赘言。
注释
李端叔：即李之仪，善诗文，工于尺牍和公牍文字，后来与苏轼结下深厚友谊，并曾当过苏轼的幕僚。
髣髴：同“仿佛”，在这里是大体知道的意思。
阔略：宽恕。
斩然：痛苦的样子。斩：通“惭”。
在疚：《诗·周颂·阈予小子》：“媪媪娠在疚。”后世作为居丧的代语。
舍弟：鄙人的弟弟，谦称。
辱：谦词。
轻许与人：随便称赞别人。
二子：即黄庭坚与秦观。
昌歜：将菖蒲切碎似酱。
羊枣：紫黑色的、实小而圆的一种枣子。周文王嗜昌歜，孔子的弟子曾晰嗜羊枣，后以此喻人各有所好。
移众人之口：移众人之口；即改变一般人的看法。
制策：指封建社会中一种临时特设的专科考试。
譊譊：争辩，谈论，这里指写文章，在文中争辩。
坐此：因此。
齐虏以口舌得官：娄敬原是齐人，曾向刘邦献建都关中之策，赐姓刘，封关内侯。据《史记·刘敬传》载：“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匈奴不可击也。’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敬广武。”结果刘邦击匈奴中计，被困平城。而刘敬说了实话，反倒受责。此处苏轼以刘敬自比，自己也因在诗文中说了实话，结果入狱。
欲立异同：要想标新立异。异同：偏义复词。
木有瘿：树木上生有赘瘤。
石有晕：指石头上有彩色或白色的晕圈。
犀有通：犀牛角中间一般是不通的，通者是病态。
观省：察看反省。抑
：或者是。
尽：详谈。
文字：这里指涛文。
次：书信收尾通常用的词语，即其他情况不再一一依次啰嗦的意思。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常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常常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常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词为写景词。发端一韵“霓节飞琼”化用神话传说，比喻雪之将落未落。扣词题“催雪”。“霓节”二句此借用“琼”“玉”二字之白色来比喻雪，借“霓节”“鸾驾”喻雪之飞。如此拟人手法，不仅色彩素雅，而且将雪写得意态优美而飘逸。一开章就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意境。“杳隔平云弱水”，化用“弱水之隔”的典故，言其远隔难以到达，此句一个转笔，写雪之不降，为“催”字伏根。“倩皓鹤传书”一韵，正面写“催”字，词人进一步展开想像，此处设想奇特，造词新颖。“鹤书”本是古代一种专门书写征召贤士诏书的一种书体，词中将白雪比拟为贤士，用鹤书传之，并在“鹤”之前加一个“皓”字，与“雪”相比，而且把“鹤书”也变成白鹤。成了能飞能传书的飞禽了，这里将无生命物变成有生命物，显得更加生动传神。词中的玉壶冰比拟白雪。“传书”“呼起”正面写“催”字。“莫待粉河凝晓”一韵，“莫待” 有恳切之意。“瑶笙飞环佩”与开头的“飞琼”“弄玉”相呼应，依然以仙女比拟雪。想像仙女们在月夜之下，飞入人间，吹奏笙乐如环佩玉饰之声。此处不仅将无生命物比拟为人，而且有声有色，形象空灵。“正蹇驴吟影”一韵，又化用与雪有关的典故，赋予雪以内在的高雅、洁白的社会本质。此韵言雪之降落。“蹇驴”句， 化用孙光宪《北梦琐言》中所记郑綮的故事。有人问相国郑綮：“相国近有新诗否？”曰：“诗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言在风雪中骑驴才有诗思，在朝中任官那有诗情。“茶烟灶冷” 二句，化用袁安未达之前，一次大雪封门，烟却灶冷，在家中僵卧，以清贫自守的故事。杨铁夫评此二韵说：“为下文作反挑。”（《梦窗词选笺释》）
过片，“歌丽”二韵，杨铁夫评此韵说：“又换一热闹境界。” （《梦窗词选笺释》）词人换此热闹境界，用以反衬白雪降落时的静谧安宁。“放绣帘半钩”过片三韵，都是从侧面写出“催”字。“要须借东君”一韵，正面写“催”字，要借东风春意以催雪。“灞陵春意” 再次用郑綮所言“诗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一语，将雪与诗情联系起来，为雪涂上了诗意的色彩。“晓梦先迷梦蝶” 一韵，化用庄子梦中化蝶，醒后不知自己是蝴蝶所化，还是自己化为蝴蝶的故事，极写在迷离的睡梦中，风声凄厉，白雪纷飞，重重的寒气侵人衾帐，此言雪已落下，完成了词题“催”字。最后以“还怕掩深院梨花”一韵为题后语，将雪换一意境，创造了梨花带雨，美人落泪的凄婉境界。杨铁夫言：“亦跌进一层法。”（《梦窗词选笺释》）
此词构思巧妙，设辞造语奇丽。如将飞雪比拟为“飞琼”“弄玉”两仙女驾鸾而至，以“琼”“玉”之白比雪贴切，而且用仙女比拟。形象生动富有空灵飘逸的美感。正面写“催雪”时，用专写诏书的鹤体及卫姨的玉壶冰体比拟，既庄重又美丽。写待雪时，则日“放绣帘半钩，宝台临砌”，词语艳丽，颇有闺中佳人等待意中人的情韵。写盼雪又怕雪大的心理，却言“还怕掩深院梨花，又作故人清泪”创造了“雨打梨花深闭门”“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美丽意象。其用辞既密且丽，正如况周颐所说：“梦窗密处，能无数丽字，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蕙风词话》）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