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情景交融，悲秋伤怀。讲的是纳兰对伊人不在、夜深独立的一片哀怨心绪。
细观上片，自然是“瘦骨成愁”的刨心之痛了。作者一片之中连用两个“愁”字，可见其寂苦心绪。王国维语“有我之境，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于是，此处，暮雨之形，实为愁之形、柳之倦、荷之愁、风之急，更非实景，全是词人心中想象出来的。
在下片，纳兰承接上景而引发清愁，“别有心情瘦说”一问出，万古寂囿，道是家家争唱饮水词，却是纳兰心事几人知。不论是青梅竹马的表妹，抑或是贤良淑德的翠花公主，总是佳人一方，此岸却只身孤影暗销魂。
“未是诉愁时节”则是这首词第三次提到“愁”，宋吴文英《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若不是那离情别绪缠绵难去，又如何翻来覆去地拿捏这个字，若不是那伊人回目、嫣然一笑的音容恍在耳畔，又如何会在失去之后生出这无边无尽的愁意来。
而自语“未是诉愁时节”则像是词人恍然发现此情难诉，对应发问那句，于是更显出无奈孤寂之情。是啊，未是诉愁时节，我何来这么多的愁绪。而那愁，却愁进了心底，愁成三更一片“谯鼓”之声。
“谯鼓”之声，则引此愁绪更见升华。谯鼓则是望楼上的更鼓了，三更未眠，于此浅道：梦须成。却不点破何来纠结，家国之意若隐若现。于此，此词，言有尽而意无穷，让人无限回味。
第一段写三人相会的情形，着墨不多，而其背景、时间、地点以及人物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从“微之反棹送予”这一细节中，则可体会到元、白二人的深挚情谊。用笔简妙，为下文抒写惜别之情预作铺垫。
第二段写三人发现并游览三游洞的经过，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临别之际，不忍分手，彼此牵引着船，久久地在江中来回航行，忽闻石间泉声，便下船上岸，步入缺岸寻找。他们一边循声探索，一边观赏景物。石则观其形状之“怪”，像人工着意堆叠和劈削而成；而石钟乳就像张开的臂膀和下垂的旗帜。泉则赏其势态之“奇”，像飞泻，像喷洒，像悬挂的白带，像不断的白线。动静结合，给人如临其境的感觉。他们又把船拴在岩石下，割杂革，除障碍，进洞游览。作者突出“险”、“惊”、“幻”三字。“梯危缒滑”，“休而复上者”达四五次之多，攀登艰难，写出洞的险峭、滑溜；水石相击，发出“磷磷凿凿”的巨响，溅出如珠似玉的水花，作者以“惊动耳目”四字，写出了自己的独特感受。洞中黄昏，景色奇绝：“俄而峡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晶荧玲珑。象生其中。”寥寥几笔，便把洞中光彩变幻的景物如画般地展现，使人目夺神移。这“险”、“惊”、“幻”的景色，描绘得神奇美妙，作者犹有“虽有敏口，不能名状”的遗憾。
末段因景伤情，抒写“怜奇惜别”的感慨，加深了文章的思想内涵。爱景之奇，惜友之别，二者融为一体。三人的对话，“且叹且言”，尤其是作者的慨叹，借此喻彼，含英才被贬之意，意味更为深长。末了，以介绍作序原因、洞名来历及三游洞的具体位置作结，收笔从容自然。
这篇文章采用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手法，相互映衬、融合、生发，浑然成篇。语言凝炼精粹，晶莹润畅，且善用比喻，善于描摹，生动地写出景物的本质特征，写作技巧是很高超的。
文章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死于父亲孙齐之手的原因和改葬过程，严厉谴责了禽兽不如的司法官孙齐，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法律政令的本质。文章于琐屑记载中，刻画了官吏的丑恶灵魂，形象逼真，语言生动。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先看孙齐的婚姻行为，他是先娶杜氏，留在家乡，而后又假称未婚，骗娶了周氏，去蜀上任。真相大白后，纠纷一场。前车之覆未远，又故恶重演，独自去休宁上任，又纳娼妓陈氏。这些都说明孙齐是个奸诈好色、无信无义之徒。再看孙齐的言论，被骗的周氏不甘心继续保持这种尴尬的婚姻局面，决心与孙齐断绝关系。孙齐急了，说：“我为你赶走元配杜氏”，也不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圣人之训，剪断头发发誓。这番“情义”也真打动了周氏。但是后来，这些话也都不算数了。他回家休假，连见见周氏都不提了，还派人偷走了周氏所生的儿子。周氏远去任所找他，他竟是亲手“捽挽置庑下”。捽挽，连拉带拽，可见其凶暴。孙齐还拿出一个假的契约，说：“你不过是个婢佣，怎么敢这样闹！”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作者让人物语言在人物行为的陪衬下，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使读者看到了孙齐阴险奸诈的性格。“虎毒不食子”，言畜类之残暴者也具备亲子间的基本道德。但孙齐则不然，为了怕官府戳穿他诬妻为佣的丑行，竟不惜残忍地杀害了亲生儿子，毁灭证据，保全自己。作者对于杀儿过程中，孙齐及其帮凶陈氏的动作写得十分仔细：“扼其喉”、“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这些行为描写，更加暴露出他们的阴毒残忍。作者让事实来说话，他对人物的臧否，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刻画出来的。
作者实录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内幕，语虽平钝，但深蕴着批判的锋芒。在周氏几次告状中，孙齐先是能够“赀谢得释”，后来“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封建社会里，官吏贪脏枉法，官官相护，老百姓到难以伸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主人公孙齐“明法”，而其授职亦屡为各州“司法”。“明法”、“司法”而“犯法”，可见官吏的佞巧无信。结尾的议论也深化了主题。作者以对比议论手法一扬一抑，欲擒故纵。先言人区别于禽兽，是为一扬，一纵，既而，又言禽兽不伤亲子，“如齐何议焉？”言外之意，孙齐禽兽不如，是为一抑一擒，鞭辟入里。
这是一篇记实性的叙事散文，它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遭生父庶母残酷杀害的故事。这篇作品很像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叙速简洁，在不长的篇幅中把一桩惨案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明白。人物鲜明，无论是灭绝人性弃妻杀子狡诈残忍的孙齐，还是始而被骗，继而遭弃，坚持上诉斗争的周氏，都跃然纸上。作者以精炼的笔墨，抓住细节，着力刻画。
《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序。
《八愚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而写的一组寄情于山水的诗。《八愚诗》已经亡佚。
一般说来，序有两种，一种是书序，一种是别序。书序一般用来陈述著作者的旨趣，多放在篇首。别序一般用来为朋友赠别。《愚溪诗序》是书序，是柳宗元陈述他写作《八愚诗》的旨趣的。
愚溪本来叫冉溪。为什么叫冉溪呢?有人说姓冉的曾经住在这里，以姓得名，所以叫冉溪；又有人说溪水能染色，所以叫染溪。总之，不论叫它冉溪还是叫它染溪，都是有缘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溪水改名呢?据说“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意思是说，当地人对于究竟是冉溪，还是染溪，争论不休，所以不能不改。但是，为什么要改叫愚溪呢?因为“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
“予以愚触罪”，意思是我因糊涂触犯了刑律得了罪。“谪潇水上”，意思是被贬在潇水这个地方。“得其尤绝者家焉”，意思是寻得一处风景极佳的地方安了家。这里的“家”字是动词，安家、住下的意思。“愚公谷”，在现在山东临淄西。“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意思是说，现在我住在这溪边，不知道起一个什么名字好，鉴于古代有愚公谷，所以便改溪名为愚溪。
其实，愚公并不愚，他所以自称为愚公，不过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同样，改溪名为愚溪，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不仅于此，“予以愚触罪”，就更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了。“以愚触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言外之意就是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干那种所谓的犯罪的傻事的。触罪之后，不仅要连累到妻子儿女，而且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要受到连累，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公平!这还不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吗?
更有甚者，连“愚溪之上”的小丘，丘东北六十步的泉，泉合流屈曲而南的沟，负土累石塞其隘的池，池东的堂，堂南的亭，池中的岛……虽然“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也一概以愚字命名，称之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这是为什么?都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这更是一种不公平，自然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合流屈曲而南”，意思是泉水汇合到一起曲曲折折向南流。“嘉木异石错置”，意思是好的林木、奇异的石头交错陈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和愚本来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道理据说是有的，“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其流甚下”，指溪的水位太低。峻急，指水势湍急；坻石，指滩石。幽邃浅狭，指溪谷幽深，溪流浅窄；蛟龙不屑，就是蛟龙不屑于居住。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它能兴风作雨发洪水。“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溪没有可利于人世的地方，只是和我相类似，因而虽然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那也是可以的。然而把愚和我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从而说溪“适类于予”，使用愚的称号来屈辱溪，自然也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了。
溪水无辜，而所以要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完全是因为“予家是溪”。而“我”又“以愚触罪”。那么，“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愚人呢?由此便转入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有三种愚人，一种像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一种像颜回那样，“终日不违如愚”。宁武子是“智而为愚者也”，颜回是“睿而为愚者也”。所以他们“皆不得为真愚”──他们都不是真的愚笨。
宁武子，春秋时卫国人，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论语·公冶长》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清明时，他就显得很聪明；当国家昏暗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到，他的那种傻劲，别人就做不到了。颜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忠实门徒。《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可是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对我传授的东西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像宁武子和颜回，当然都不愚笨。其实何只是不愚笨，应该说他们都是聪明人。“智”，智慧；“睿”，通达。“智”和“睿”，都有聪明的意思。“智而为愚者也”，意思是聪明而装糊涂；“睿而为愚者也”，意思是明白而装傻。因此，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而“我”的愚就完全不同了：“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才是真正的愚人呢!
“有道”，指天子圣明；“遭有道”，就是遇到了圣明的天子；“违于理”，就是违犯了道理；“悖于事”，就是行事谬误。这都是就永贞革新这件事说的。
公元805年，就是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死了王，柳宗元就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所谓“遭有道”，就是指遇到了宪宗这样的天子。像宪宗这样的天子难道是圣明的吗?很显然，说这样的天子是圣明的，恐怕纯粹是一种讽刺!因而，所谓的“违于理”“悖于事”，便无一不是反话了。“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这样，世上就没有能和我争这条溪水，只有我才占有它，并给它命名为愚溪。这就更是愤激不平之词了!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这就是说，柳宗元只能老死在贬所。这对柳宗元来说，自然是最沉重的一种打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无法发泄，便只有寄情于山水，以超脱于尘世来自我麻醉，这就是所以要写第五段文章的原因。
“善鉴万类”，就是能够鉴照万物；“清莹秀澈”，就是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锵鸣金石”，是水声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漱涤万物”，就是洗涤世间万物；“牢笼百态”，就是包罗各种形态；“鸿蒙”，指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超鸿蒙”，等于说出世；“希夷”，指空虚寂静，不能感知的状态；“混希夷”，就是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就是寂寞；“莫我知”，就是没有谁了解我。
这段话所抒发的仍然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
这段开头第一句说“溪虽莫利于世”，情调有点低沉。但是，紧接着笔锋一转，感情的色彩就完全不一样了：溪水能鉴照万物，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恬静、闲适、幽美、和谐的世界啊!把这么一个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政治对比一下，哪一个龌龊，哪一个光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样一个世界难道只能使愚昧的人心喜目笑、眷恋向往，高兴得不愿离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聪明的人所留恋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呢?真是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接下来笔锋又一转，便直抒起胸臆来了。“予虽不合于俗”，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从人世中被排挤出来的。被排挤出来以后，虽然冷寞、孤单，却有一支能洗涤世间万物、包罗各种形态的笔伴随着自己，安慰着自己。在这无违无碍的茫茫然的大自然之中，返璞归真，自得其乐，不胜似生活在那昏暗龌龊的人世吗?清净寂寞，是没有谁能够了解我的，这并不是在宣扬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而仍然是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情!
《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重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愚溪诗序》侧重于抒情，文章以愚为线索，把自己的愚和溪水的愚融为一体。明明是风景极佳的地方，可是，“予家是溪”，由于我住在这溪水边，便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溪的头上。明明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因为我的缘故也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丘、泉、沟、池、堂、亭、岛的头上。就这样，作者把自己的愚和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愚融为一体。从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受愚的称号的屈辱，自然也就可以想到作者受到的屈辱。溪、丘、泉、沟、池、堂、亭、岛仿佛全是作者苦难的知己，而奇石异木便成了作者耿介性格的象征。文章清新秀丽，前两段基本上是记叙，在记叙中抒发感情，后三段则主要是议论，在议论中发表感慨。语言简洁生动，结构严谨妥贴，不愧是传世的名篇。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