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着重写诗人初到家时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孥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孥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这首诗紧扣诗题中的“留”字，借留客于春山之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山水画。
首句“山光物态弄春辉”，写出了留客的前提条件——山中万物都在春天的阳光下争奇斗艳，呈现着一派醉人的美景。一个“弄”字出神入化，给山中景物赋予了人的性格，描绘了万物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全诗正面描写山景只有这一句诗。因为只有一句，所以诗人就不去描绘一泉一石，一花一木，而是从整体入手，着力表现春山的整个面貌，从万象更新的气象中，渲染出满目生机、引人入胜的意境。因为只有把这一句写得很浓，而且先声夺人，形成一种压倒的优势，“留”才有意义，客人所担心的问题才显得无足轻重。
次句“莫为轻阴便拟归”，是诗人对客人的劝留之辞，恰值游兴正浓之际，天空中忽然浮过一片“轻阴”，大有大雨将至之势，这是令客人游兴顿减的惟一客观原因，暗示了客人主观上并非不恋山景的心灵信息。次句与首句紧密相关。由于第一句蕴含丰富，很有分量，第二句虽然是否定了客人的想法，但却显得顺流而下，毫不费力。
最后两句“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采取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笔法，进一步劝慰客人既来之，则安之，不要错过美好春光，涉涉前行。因为客人怕“轻阴”致雨、淋湿衣服，诗人就婉曲地假设了一个晴天游春的问题——在晴天中，因为春季雨水充足，云深雾锁的山中也会水汽蒙蒙，行走在草木掩映的山径上，衣服和鞋子同样会被露水和雾汽打湿的。这也就是说，雨天游山，要“沾衣”；晴天游山，也要“沾衣”，“沾衣”是春日游山无法避免的问题，从某一角度说，这又是春日游山的一大乐趣，那么，就不必为一片“轻阴”而踯躅不前。
这两句不只是消极地解除客人的疑虑，而是巧妙地以委婉的方式，用那令人神往的意境，积极地去诱导、去点燃客人心中要欣赏春山美景的火种。
这首诗的意境异常清幽，还表现在隽永的哲理启迪上。它告诉人们：事物是复杂的，不应片面地看问题，对待困难也是如此。在人们前进的道路上，要正视困难，勇往直前，“莫为轻阴便拟归”；在克服困难中迎来的美景，才更加赏心悦目，其乐无穷。正由于诗中含义丰富而深刻，所以，这首诗与同类登山春游诗相比就更别具一番悠然不尽的韵味。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二句，开篇扣题，力度千钧。剑阁天险，銮舆人主，铢两悉称。“峻”是剑门山主要的特征，其它如道路险曲等，都由“峻”字生出。诗中不去写山，只抓住山腰“横云”这一特定景观来写：在平原高不可及的层云，此刻只是层层低徊于剑门腰际，足见山高岭峻路险。“横”字，描绘出层云叠起，横截青峰，与峻伟山势，共同构成一种浩然雄劲的气势。经过首句先声夺人的渲染，出句交待皇舆返京，经行剑阁情事。《春秋》为尊者讳，天子逃窜，每称“出狩”，用来不免难堪。但“出狩”下紧缀一个“回”字，又很能显出玄宗心境的爽朗和愉悦。两句一景一事，领起下文。
颔联二句：“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互文见意。“屏”，“嶂”均指山峰，“翠”、“丹”渲染山色之美，玄宗回京经过剑阁，虽已是十月初冬时分，但南国天气，正是枫叶流丹、青松积翠的好季节。山路萦绕，只见座座山峦，红绿纷呈，丹翠辉映。“千仞合”写道路险阻。皇舆经行，抬头看去，剑门七十二峰拥挤堆叠，壁立千仞，仿佛扇扇闭合的大门。山势最险处，“峭壁中断，两岩相嵌，形似剑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所在，山也因此得名，“五丁开”形象道路之险，其中流传一个神奇的传说：
秦惠王伐蜀不识道路，于是造五只石牛，置金牛尾下，扬言牛能屙金。蜀王负力信以为真，派五壮士拉牛回国，为秦开出通蜀的道路。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落笔于事，事中见景。“灌木”句写道路之曲。太白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足见弯道众多。仪仗左转右转，旌旗摇动，乘舆前行，反觉是路边的树木山石在转移倒退。“仙云”呼应首联“横云”，山中之云；远看阴浓层叠，等到拂马而来，却丝丝缕缕，轻灵洁白，使人看了，顿觉澄洁清爽，加上地势之高，如入仙境。
尾联“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是就剑阁石壁所勒张载铭文发议论，张氏在《剑阁铭》中明确提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并在文尾声明撰铭宗旨：“勒铭山阿，敢告梁益”，警告汉中和四川的不臣者，天命所钟，在德不在险。玄宗读罢铭文，深有同感。“乘时方在德”，“乘时”，是说眼前出现平叛的大好形势。他相信李唐王朝德在人间，也相信其子肃宗的仁智，祸患很快就会消除。当然，面对铭文，玄宗也不会忘记，他追求享受、滥用佞人，与这次动乱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免感叹自己昔日之非，不无悔恨。因此对张载的识见才华十分称赏：“嗟尔勒铭才”，“嗟”是赞叹之词。
此诗格调庄严，笔力扛鼎。虽作于乱中，不失盛唐气象。
这支散曲题为“托咏”，是托物咏怀之意。曲子写一个少女对着天上圆圆的明月，诉说心底的祝愿：愿天下有情人都像明月一样团团圆圆。古人诗、词、曲中常有对月拜祝和把酒发愿的描写，关汉卿的《拜月亭》杂剧中即有对月祝愿的情节，与这首小令有相近的意境。
曲子开头的“剔秃圞”是元曲中较为常见的语汇，用作圆的形容词。“拜了低低说”一句，颇有情致，发自内心的祝愿，全在一片虔诚，低声的叨念，已将心迹与神态全然勾画出来。祝愿月亮常圆，却用了“是必”两字，似乎由祈求变成了命令，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当事人那专一的要求和迫切的心情。“休着些儿缺”，永远不让圆月有一点儿缺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唯其不情，方见真情。末句“愿天下有情底都似你者”很有分量，足以收束全曲。《西厢记》中，红娘有一句台词，说的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那时概况全剧主题的一句名言。这里的“都似你者”，正扣托月咏怀的题目，似月之常圆，正是对“如花美眷”的祝愿。“天下有情底”，范围很广，在情感的深厚之外更增添了博大的内涵。
这支小令所用的几乎是日常口语，朴实而生动，使人似乎听到少女的娓娓诉说，颇具元曲的特有风采，充分体现了作品作为“曲子”的艺术特色。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