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也是写男子对女子的思念之情。上片写又是一个秋天到来了,但幽会的事又茫然无期,梦中想,心中念,这样相思的日子何时才完?下片是回忆女子的可爱形象:分别时她百般挽留,黛眉微皱,无言斜倚小楼。最后一句,写他想到往事的忧愁心。
顾敻八首《浣溪沙》,是写男女相互思念的词作。汤显祖评道:“此公管调,动必数章。虽中间铺叙成文,不如人之字雕句琢,而了无穷措大酸气。即使瑜瑕不掩,自是大家。”
《蓦山溪》又名《上阳春》,“赠衡阳妓陈湘”又作“别意”。这是一首赠别的词。
上片写陈湘的天生丽质,豆蔻年华,而又柔情脉脉,春愁恹恹,使人魂飞心醉,我见犹怜。下片写词人载酒寻芳,临别伤怀,后约无期的怅惘心情。前者重绘形,故我绮语;后者重抒情,颇具风韵。全词运用铺叙的手法,层次分明。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明水秀。娉娉嫋嫋,恰似十三余,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寻花载酒,肯落谁人后。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长亭柳,君知否,千里犹回首?
上片首二句先写陈湘年少怀春的内心活动。鸳鸯、翡翠,皆偶禽。雄者为鸳,雌者为鸯。《说文》:“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接下来两句,以远山秋波,比喻陈湘的眉清目秀。“山明水秀”与“眉黛”、“秋波”相应,言其眉如山之明,眼如水之秀。把美人的眼比作秋波,眉比作远山,是我国古代诗文中所习见的。王观《卜算子》的“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即为一范例。末五句,以春花的娇嫩鲜艳,比喻陈湘的年轻貌美。妙词人不着痕迹地点染了杜牧《赠别》的“娉娉嫋嫋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的诗句,含蓄而婉转地把陈湘的婀娜身段、锦绣年华勾勒了出来。又以“透”、“瘦”、“愁”三字分别写出陈湘的情窦初开、腰肢苗条和多愁善感。艳而不冶,媚而不妖,清丽纤巧,情韵兼胜,其构思之委婉曲折,低回往复,出人意表。
片前两句写结识陈湘,唯恐不早。一种急于谋面、一倾积愫的感情,溢于言表,不言倾慕,而爱恋之情自见。接下来两句,写词人对后约无期、犹恐美人已有所属的怅惘。妙他把杜牧《叹花》诗“自是寻春去太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吹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融化里面。词人这里遥想别易会难,聚少离多,待到他们重逢的那天,恐怕是花已成泥、叶已成阴、子已满枝了。意脉上承“娉娉嫋嫋,恰近十三馀”了。感情上低回婉转,一往情深,显得更加深沉、真挚。最后五句,表现自己的着恋之深,依慕之切。“心期”,指内心深处的期望。这里是申说人生实难,事与愿违,造物是那样地捉弄人,不让人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愿望。接着又以柳的飘拂依人,比喻自己的别情无极,依恋不已。虽千里之外,犹然频频回首,寻觅那折柳赠行者的倩影。
语淡而情深,意浓而韵远,非有这种实际生活的体验,是不能道出此中的委婉曲折的。妥溜又恰切,庄重又活泼,非功力深厚之妙笔,亦不能表达也。
此诗的开头就写少妇在闺离愁思远人,忽得来信,报道丈夫仍滞留交河之北。其实不必一定要信来,信也不会由春燕捎来,春燕从南边海上归来也不可能带来极北的交河的信,这些都是虚拟,甚至是不合理的虚拟,只是借以画出闺离思妇“愿为双鸟泛离洲”的遐想而已。诗的场景是在少妇的闺房,全诗充满渲染闺房里的景况和闺离独处的哀怨;并以想象离的征夫的处境“君边云拥青丝骑”、“晓吹员管随落花”和眼前闺离的光景对照,点染出少妇的魂驰塞外。日暮(日将歇)以后,明月高照,兰堂之离,帘箔帷幄上触眼是象征恩爱的“同心结”、“连枝锦”;这些予人以温馨感的饰物在度日为年的漫漫长夜的刻漏声离,对“灯烛荧荧照孤寝”的人构成了喜与悲的极大反差。这一切都是由于迢遥的空间的睽隔,从距离又转念,纵使有使节往来,顶多也能为心上人剪制一个相思枕以寄怀想而已。接着“摘尽庭兰”,又重申远别忧伤之意,《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一首,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心终老”的咏叹,藉着记忆,人们立即能体会到思妇的幽怨之情,只有以泪洗面,任红巾染满氤氲的泪渍了。结以“愿作阳台一段云”,如神女行云似地以梦相随,更把思恋之情推到了极致。全篇有人有景又有心情刻画,倍极缠绵悱恻。
明人胡应麟认为此诗有初唐格调,大概是因为初唐诗人写闺怨的诗极多,如王勃亦有《捣衣》,沈佺期有《独不见》、《杂诗三首》其三(“闻道黄龙戍”)等,但初唐诗人的闺怨诗虽沿袭了梁、陈诗风的绮丽,却少反复叮咛的绵密情致。情致不至,作家本人投入的就不多,所沿袭的绮丽的诗风就更加突出。李白这篇虽也绮丽有余,却刻写真切,层层深入,情景交错,经得起唱叹,因此在绮丽离别有丰满和蕴蓄;而且抒情离以刻画人物的叙事为首架,上追汉魏人的乐府风骨。其实和初唐人的闺怨诗是大有区别的。结句的怨而不怒,更具有传统诗评的所谓“风人之旨”,与沈佺期《独不见》之类的徒诉哀怨有很大不同。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