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第六首。其主要抒发了赴难殉国的壮志以及壮志不遂的愤慨之情。
这首诗通篇造语悲壮雄浑,结构严整紧凑,句无闲字,篇无闲笔,它体现了曹植后期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此诗共十二句,一韵到底,每四句为一小节。第一小节写登高远眺,统摄全诗;第二小节以“烈士”与“小人”对比,借以明志;第三小节比第二小节更深入一层,直言自己以身许国的打算。但第三小节的前两句乃承第一小节的登高远眺而言,后两句则承第二小节的“国仇”二句而言,带有总结全诗的意思。篇幅虽短,却波澜迭起,气象万千。在曹植诗中,诚为异军突起的佳作。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是第一节。第一句诗写楼观极高,不高则不足以远眺;第二句写当窗凭槛,视野自然开拓。“飞观”,形容楼阁耸立,结构宏伟,如飞鸟之在高空;“临牖”,等于说“当窗”;“御棂轩”,等于说“凭槛”。
第三句“周千里”的“周”字用得确切而有气势。“周”者,遍也,匝也,意思说向东南西北四周遍地远眺,都能望到千里之外。“朝夕见平原”,通常讲成早晚都能看见平原,实有辞费之嫌;眼中的平原不可能有不成其为平原的时候。其实“朝夕”本是表空间的名词,后乃引申为表时间的名词。但鄙意上句既言“周千里”,则此句的“朝”、“夕”并不仅指东、西两面,而是概括指四面八方。正如以“朝”、“夕”为早晚,虽指早晨和傍晚,实概括一昼夜之二十四小时而言之。这两句正写出河南地处中原,登高望远,有控驭四方之势。所以表面上看似领起下文,实已体现作者胸罗万象、气盖当世的雄才大略。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是第二节,“烈士”,指有正义感而不怕牺牲的人,在古代不一定专指死者。“偷自闲”,偷安而自甘闲散。“亮”,诚然,实在。“塞”,防止,杜绝。“国仇”句,是说国家的仇敌诚然是一时还消灭不了的。原意是说勇士要时时不忘自己应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烈士”二句看似泛指,涵义实深。意谓自己本是“多悲心”的“烈士”,但每当遇到报国歼敌的机会,却不允许自己参加,尽自己一份力量。这无异把自己看成苟且偷安的“小人”。这两句诗表面上是客观的、平列的,事实上却洋溢出作者报国无门的一腔义愤。因此接下来坚决表态:在国仇未灭之时,自己是甘心抛头颅、洒热血的。
然后转入“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是第三节,承上第一小节登高远眺的描写更明确地表示,自己时刻关心着魏蜀双方的战斗的,很想亲身奔赴前线。蜀在魏之西南,故作者“抚剑”而瞩目“西南”。“太山”,这里不是指山东的泰山,而是指陕西的太乙山。太乙山与终南山相接,在今陕西郿县南,正当蜀军入魏的冲要之地。当时诸葛亮既围陈仓,扬言要从斜谷取道郿县,太乙山正是对方的必经之路,所以作者打算奔赴太乙山迎战敌人。
最后两句,依黄节注,“弦急悲声发”是比喻作者为什么要让人们听他慷慨陈辞。“弦急”,指把琴弦绷紧,使调门儿增高。盖弹琴时如果要使音调高亢激越,便把琴弦拧紧。音调既高,“悲声”乃作。这两句意思说琴弦一“急”,琴声自“悲”;而大敌当前,国家多事,自己却被投闲置散,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才悲愤交加,慷慨陈辞的。这两句既是“国仇”二句的补充,又是全诗的结语。
诗人在这首长歌中自状其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此诗继承李白、李贺诗歌特点,发挥丰富想象和夸张,以清高的节操,表达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权贵的蔑视。全诗运笔矫健奔放,游止自如,气势磅礴跌宕,神韵飞扬,表露出一种炽烈的豪情,深得李白诗中风韵。
诗的开头以故弄玄虚的方式隐却诗人或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这一类型自传的惯用手法,也就是“宛曲迁回的手法”。从这首诗中,高启和李白一样,也十分自傲。上来就说自己“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和李白那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是如出一辙的。然后说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当官,也不肯花言巧语地游说于贵人之前,而是自顾自地觅诗闲吟,田间农夫见了嗤笑,他也不理不顾。
接着从“蹑尽屩厌远游”到“不管乌免忙奔倾”这一部分,则突显出诗人淡泊名利,积然世外的性格特狂。其中“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直接表达了对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境界的向往。诗人沿袭了《五柳先生传》的模式,展现了一系列隐士生活的独有方式。如,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青丘子则“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五柳先生“性嗜酒”“造饮尽,期在必醉”;“酣赋诗,以乐其志”,青丘子也是终日嗜酒不醒,“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五柳先生即使“环堵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瓢屡空”也能晏如面对,青丘子同样安于贫困,“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淡垂华缨”,甚而对俗事不置一顾,“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免忙奔倾”。青丘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再世的五柳先生。
诗人极尽笔力地渲染其忘食、嗜酒的生活,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吟自酬赓”,满足自己的乐趣。在这里,诗人不顾旁人嘲笑,依然我行我素,忘情地沉醉于个人的诗意世界之中,其实已经“有违”其写作的初衷。这不是在为自己“解诗淫之嘲”,相反,诗人是“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说是“苦吟”,其实诗人“乐在其中”。这已不是在替自己辩解,简直是率性而为,任意而行了。这又是诗人在倾力于叙说隐逸生活中得以享受的乐趣。
诗人的狂傲不并不因此而收敛,接下来,随着诗人浪漫的思路,在幽静深邃的理想世界中,让自己的精神和心智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诗人“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在清寂空阔之间平抚心灵,斫元气,搜元精”,追寻天地万物的精华。诗人所有的诗情倾刻喷薄而发,直追生命的真谛。“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自然众生都在他的诗歌中被赋予了生命,活灵活现。诗人在天地间往来自由,随心所欲,探天究地,与神冥相遇,与江山争胜。此间诗人不仅诗情大发,而且诗艺大增,佳作频出,如听韶乐,如味在羹,“微如砹悬虱,壮若居长鲸,清同吸抗瀣,险比排峥嵘”,各体诗歌,无所不能。人在此境界中真是一种美伦美奂的精神享受。因为在红尘俗世中无以为乐,无人为伴,诗人没漏于“苦吟”之中,如醉如痴地“叫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其至“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相和吟通,以慰藉他内心的苦闷。开怀吟咏,就是诗人的生活的乐趣。所以,诗人是不会理会“旁人不识笑且轻”的。如果说诗人因为目空一切而触怒天帝,下令他遣返仙境,从此不得再吟唱,那么为了这份”江边茅星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的自由,诗人也宁愿放弃“五云阁下之仙卿”令人艳羡的生活。青丘子的随意无羁,纵放洒脱就是诗人理想的人格境界。
《青丘子歌》就是通过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世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让人们认识了这个明代诗人。
此词诉离别之苦,但基调是积极、健康、明朗的,上片全以景物写人,下片全以虚拟语气达意,写得快捷豪爽,洋溢着若干乐观色彩,塑造了一个深沉执着、热情爽朗而又绻绵多情的女性形象。
上片单刀直入,直陈其事后情景合写,亦物亦人,极缠绵吞吐之能事,通过落花成阵、雨外春山、水边杨柳三景勾勒出别离场景,渲染、烘托、反衬主人公的惜别心理,缠绵感人。暮春季节,细雨漾漾,落红阵阵,江畔青山低眉,主人公伫立在依依的柳枝旁,满怀愁绪,一往深情地凝视着渐行渐去的船帆。开篇即揭明本旨:“销魂时候,正落花成阵,可人分手。” 花的鲜艳和娇嫩,象征着青春的美好;花的殒落与枯萎,则意味着时光的流逝与生命的消歇。花落而成阵,纷纷扬扬,不可遏止,则更意味着一个诗一般的芳菲世界的覆灭,更有一种悲剧感。通过写落花成阵的萧瑟时节主人公与自己所爱的人匆匆分襟把“销魂”的意蕴写足。其中,“销魂时候”一句不仅鲜明集中地点出了主题,且暗含着一股伤感黯然的感情,使此词一开篇就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再加上“可人”登舟,送者黯然销魂之状跃然纸上。接着的“落花成阵”既交代了送别的时间,又以暮春花落的客观环境为陪衬,渲染了“销魂”时节落寞感伤的气氛。紧接着,词人以“纵临别重订佳期,恐软语无凭,盛欢难又”点明了主人公感伤恨别的原由,这种坦率真实的表露,显露了主人公对“可人”的深重的感情,使离情显得更真切动人。其中,“重订佳期”表明佳期的拟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临别之前,盛欢之际,二人便把下一次的幽欢佳会订下了,而临别之时又重订期,则表明心迹之一如既往,态度之弥加坚定;“临别”之前冠以“纵”字则透出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纵”字和“恐”字,一纵一收,笔势天矫,真切而生动地描绘了有情人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波动。至此,离别的苦痛已基本写尽,下文笔锋再转,由直陈其事变为景物摹写,且使满腹别情具象化。为了更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词人在继而融情于景,给主人公周围的景物都染上了丰富的感情色彩。“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蒙蒙细雨后面的春山,仿佛深谙离人的愁苦,也如眉峰颦蹙。分明是自己愁怀难遣,却以为青山也充满着离愁别剐恨;分明是自己愁眉紧锁,却以为青山也眉结不开。这种移情手段的娴熟运用,把主人公的愁绪写得更形象而丰满。这里,词人翻用“眉如春山”而成“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让原本无感的青山与主人公共怀愁绪;因杨柳挡住视线,而对当年手栽之柳产生怨恨之情,更突出了送别时情感的热烈与真切。这样,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情绪高度融合起来,主人公的内心感情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无论“销魂”也好,惶恐也好,皱眉也好,都不能改变离别的既成事实,于是主人公的情绪更趋激越,由愁而至于恨:“望行舟渐隐,恨杀当年,手栽杨柳。”主虽无理之极,却情真意切。这是因为虽然柳丝万条,却无法挽住“可人”的行舟,只好任其远去,直至最后消失在视线之外。三句警动异常可谓“无理而妙”。
下片承主人公的忧虑而来,紧扣题旨,全写离情,由执着而洒脱,境界顿宽,极变化腾挪之能事,但没有极力铺叙离别的寂寞凄凉和伤感苦楚,反而以别离时主人公安慰对方、劝他来信、望他明年来游三事表达主人公未别先盼再会的急切情怀,描绘出一个痴情专一但积极开朗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诚信和积极执着,这是全词的基调。过片似是自我解慰,从爱情的哲理思索中宽慰离别之苦。“别离事,人生常有,底何须为著,成个消瘦?”人生有合即有离,有聚即有散,离合聚散,自古皆然,不必耿耿于怀而把自己折磨得这般消瘦。既然离别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那么就该达观一些,洒脱一些。接着的“但若是”三句,承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意,语极旷达而真挚,于愁山恨海之外另开一境,令人心情为之豁然开朗:在“别”字面前,主人公不再消极伤感,而是积极等待。她坚信双方的感情是深厚坚实的,她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发誓“便海角天涯,等是相守”。真正的爱情并不会为千山万水所隔断,只要彼此之间的感情不被流逝的岁月所冲淡,空间的距离是可以由心灵来弥合的。即便是身处海角天涯,也如同耳鬓厮磨、长相厮守。接下来,词人又以率直明快的句子表达了主人公的希望,用“潮水西流,肯寄我,鲤鱼双否”表现了主人公殷切的期望。最后以主人公对重逢的企望作结,突出了她对炽热爱情、对往日欢乐的珍惜与回味,衬托出了如今惨别的凄苦与愁怨,也减少了许多临别的凄惶,增加许多亮色,使人精神也为之振作,从悲苦的离愁中暂时脱身而出,沉缅于绚丽的憧憬之中,。
全词曲曲折折,婉转尽意,虚虚实实,巧妙传情,语言自然而妥溜,明白而家常,朴素而无华,内涵却颇丰厚,表现手法亦多变化,句句有深味,字字带真情。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