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这首诗，主要是揭露他穷奢极欲，榨取民脂民膏的一面。它描写了秦始皇墓的宏大规模：陵墓象山岭一样高，墓穴象一座地下宫殿。里面有明珠做的日月星辰，水银做的江海，黄金制的雁。这几句极力铺叙墓穴的豪华，但看不出诗人是暴露还是羡慕。再往下看就有微词：有海却没有人渡船，墓里没有春秋，雁也不会冬去春来。意思是说，再阔气，也毫无用处。从这两句可以看出诗人对秦始皇大修陵墓已经有所不满。最后两句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态度：陵墓周围传来了一阵阵松涛声，好象是大臣们的哀怨。他只听到卿、大夫们的哀怨而没有听到人民的呼声、怒吼，是他的局限性。不过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他对秦始皇搜刮民脂民膏是持批判态度的。
诗的中间二联，是从史书的记述中想象到的墓室中的情形，是对历史的再现。在秦始皇的墓中，还有难以赘述的广阔世界。但在现实世界中，这里的一切都是无声的，都僵硬地放在这里。死亡的时间与众不同，所以描写这方面的诗歌也就较为稀少了。然而，在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墓中的景观又被作者好像看到了一样一一地被描写了出来。王维感觉的视觉性——画家之眼。在这里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至尾联时，开始传来了声音。风吹松树的响声，与大夫哀悼秦始皇之死的恸哭重合在了一起，作品怪异的色彩越来越浓了。
这首诗从客观描写到最后表明作者的态度，写得很有层次。全诗写得委婉含蓄，后四句虽然流露了诗人的倾向性，但表现得比较隐蔽，不是赤裸裸的直说，耐人寻味。全诗剪裁得当，十分精炼。关于秦始皇墓内的耗费，历史上记载很多。作者只写以明珠为日月，以水银为江海等，因为这些事物为秦始皇墓中所特有，最能表现秦始皇的铺张。这首诗是王维比较重视视觉印象的代表作品。
上片忆旧。“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这一深沉的慨叹蕴含着词人对青春生活的追忆，同时，更饱含着词人对洛中故友的深切缅怀。而事实上，在洛中与欧阳修相交甚欢的友人多半已经辞世，宋宝元二年（1039），谢绛卒，宋庆历七年（1047），尹洙又卒。到如今，昔日同在西京诗酒欢会、纵情游赏的友人，只有梅尧臣尚在，因而令词人十分感伤。所以一句“有谁能共”又包含着世事无常、人生沧桑之感。正因为如此，当词人回忆当年遍赏伊川山水洛川花的情形之时，不禁产生如梦如幻的感觉。“细寻思、旧游如梦”，细细寻思旧时同游之事，恍如一梦。
下片感今，述洛中故友多凋零，如今自首重聚痛饮，感慨良多，无限伤感。“今日相逢情愈重”三句叙写词人与友人久别重逢后的感受，沧桑的经历使二人更觉相互间情谊的厚重。一个“愁”字隐蕴对即将到来的离别的无限惆怅伤感。人生如此无常，故今挚友梅尧臣能折道来探望自己，让词人备觉这份情谊的珍贵。但白发相逢，词人终是难禁伤感之情。“愁闻唱、画楼钟动”，此一可理解为与老友畅谈之时，画楼钟声响起，警醒词人相聚之时在不断的流逝，故尔令闻者愁。二或可理解为筵席间歌女唱起了昔日洛中好友如今已然辞世的谢绛所填之词中的词句，“月西斜，画楼钟动”。词在人亡，引发筵席间词人的深重悲伤。末二句写词人面对又将到来的离别而劝饮的情景。老友见面，总是意味着许多的沧桑回忆，许多的酸甜苦辣，这些又岂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眼下又要分别了，此地一别，此生还能否相见尚不得而知，因此还是撇开往事开怀畅饮，往事已够让人遗憾的了，千万不要再给此次相逢留下什么遗憾。句中的“此景”，是别离之景，更是人生迟暮之景。
全词语言质朴，感情挚烈，体现了词人与友人之问真挚淳朴的友情，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怀旧之作。
诗人所处的盛唐时代，在繁华的外衣下隐藏着政治危机：奸邪小人把持朝廷大权，纨绔子弟凭着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甚至连一些斗鸡走狗之徒也得到了君王的恩宠，身价倍增，飞扬跋扈；才俊之士却屈居下层，无人赏识。而“读书三十年”的儒生，却“腰下无尺组”，“一生自穷苦”。
王维以这首诗来借咏西施，以喻为人。《西施咏》取材于历史人物，借古讽今。诗人借西施“朝贱夕贵”，而浣纱同伴中仅她一人命运发生改变的经历，悲叹世态炎凉，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利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溪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借效颦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别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
诗的开首四句，写西施有艳丽的姿色，终不能久处低微。次六句写西施一旦得到君王宠爱，就身价百倍。末了四句写姿色太差者，想效颦西施是不自量力。语虽浅显，寓意深刻。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缚，乃臻斯诣。”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
这首词概作于词人婚后不久，赵明诚离家远游之际，写出了她对丈夫的深情思念。
开头一个对句“香冷金猊，被翻红浪”，便给人冷漠凄清的感觉。“被翻红浪”，语本柳永《凤栖梧》：“鸳鸯绣被翻红浪。”说的是锦被胡乱地摊在床上，在晨曦的映照下，波纹起伏，恍似卷起层层红色的波浪。金炉香冷，反映了词人在特定心情下的感受；锦被乱陈，是她无心折叠所致。“起来慵自梳头”，则全写人物的情绪和神态。这三句工炼沉稳，在舒徐的音节中寄寓着作者低沉掩抑的情绪。到了“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则又微微振起，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情绪流程中的波澜。然而她内心深处的离愁还未显露，给人的印象只是慵怠或娇慵。慵者，懒也。炉中香消烟冷，无心再焚，一慵也；床上锦被乱陈，无心折叠，二慵也；髻鬟蓬松，无心梳理，三慵也；宝镜尘满，无心拂拭，四慵也；而日上三竿，犹然未觉光阴催人，五慵也。慵而一“任”，则其慵态已达极点。词人为何大写“慵”字，目的仍在写愁。这个“慵”字是“词眼”，使读者从人物的慵态中感到她内心深处有个愁在。
“生怕离怀别苦”，开始切题，可是紧接着，作者又一笔宕开，“多少事，欲说还休”，万种愁情，一腔哀怨，本待在丈夫面前尽情倾吐，可是话到嘴边，又吞咽下去。词情又多了一层波折，愁苦又加重了一层。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她先从人生的广义概括致瘦的原因：有人是因“日日花前常病酒”（冯延巳《鹊踏枝》），有人是因“万里悲秋常作客”（杜甫《登高》），而自己却是因为伤离惜别这种不足与旁人道的缘由。
从“悲秋”到“休休”，是大幅度的跳跃。词人一下子从别前跳到别后，略去话别的缠绵和饯行的伤感，笔法极为精炼。“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阳关曲》离歌唱了千千遍，终是难留，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把双方别后相思的感情作了极其精确的概括。武陵人，用刘晨、阮肇典故，借指心爱之人。秦楼，用萧史、弄玉典故。相传春秋时有个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筑凤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夫妇乘凤而去。李清照化此典，既写她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也写赵明诚对其妆楼的凝望，丰富而又深刻。同时后一个典故，还暗合调名，照应题意。
下片后半段用顶真格，使各句之间衔接紧凑，而语言节奏也相应地加快，感情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增强，使词中所写的“离怀别苦”达到了高潮。“惟有楼前流水”句中的“楼前”，是衔接上句的“秦楼”，“凝眸处”是紧接上句的“凝眸”。把它们连起来吟诵，便有一种自然的旋律推动吟诵的速度，而哀音促节便在不知不觉中搏动人们的心弦。古代写倚楼怀人的不乏佳作，却没有如李清照写得这样痴情的。她心中的“武陵人”越去越远了，人影消失在迷蒙的雾霭之中，她一个人被留在“秦楼”，呆呆地倚楼凝望。她那盼望的心情，无可与语；她那凝望的眼神，无人理解。唯有楼前流水，映出她终日倚楼的身影，印下她钟情凝望的眼神。词笔至此，主题似已完成了，而结尾三句又使情思荡漾无边，留有不尽意味。自从得知赵明诚出游的消息，她就产生了“新愁”，此为一段；明诚走后，洞房空设，佳人独坐，此又是“新愁”一段。从今而后，山高路远，枉自凝眸，其愁将与日俱增，愈发无从排遣了。
这首词写离愁，步步深人，层次井然。前片用“慵”来点染，用“瘦”来形容；后片用“念”来深化，用“痴”来烘托，由物到人，由表及里，层层开掘，揭示到人物灵魂的深处。而后片的“新愁”与前片的“新瘦”遥相激射，也十分准确地表现了“离怀别苦”的有增无已。在结构上，特别要注意“任宝帘尘满”中的“任”字，“念武陵人远”中的“念”字。这是两个去声领格字，承上启下，在词中起着关键性的转捩作用。从语言上看，除了后片用了两个典故外，基本上是从生活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自然中节，一片宫商，富有凄婉哀怨的音乐色彩。前人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邹袛谟《远志斋词衷》），信不虚也！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