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新柳》一诗描摹细腻,韵味清新,妙手天成,生面别开,颇能代表其“诚斋体”的诗风。
诗人漫步赏柳,由远而近,视线也由上而下,从岸上柳条,写到水中柳景。作者出人意料地只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引”字,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百尺”一词,又描绘出一幅柳条和水中柳影相连相映优美而有动感的图画,富有情趣,表现了作者对新春的喜爱之情。(早春时节是浅黄的柳条,暮春时节柳条是深青的,这里还采用象征的手法)“引”呼应篇首,说明柳条之所以能达“百尺”之长,因水中柳影把“引伸”之故。“引”字描绘出微风吹动,柳枝轻扬,水上水下连成一片的优美画面,把柳影即把新柳,把整个画面都写活了。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活泼、新颖、意趣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深情,正是其冲破江西诗派冷僻生涩的藩篱而表现的特色—“诚斋体”的特色。
这首小诗画面清新,节奏明快,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仿佛沐浴着融融的阳光,吹拂着和煦的春风。字字句句无不流露着诗人爱惜新柳,热爱春天,热爱生活的深情。
“柳条百尺拂银塘”。作品开篇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初春时节柳树池塘两情依依的整体画面。“百尺”写了柳的婀娜与茂盛,“拂”写出了柳的轻揉,像手少女的纤纤玉手轻拂着银光闪耀的池塘。如此一来,一幅清新、煦暖、鲜亮、灵动的春树春水图画就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且莫深青只浅黄”。在这一句里,诗人以浓重的笔墨写柳叶的颜色。“且莫”即“切莫”,有“千万不要”的意思,但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一点儿都没有”,就是“一点儿深清的绿色都没有”;“只”限制了柳叶颜色的单一和纯粹,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鹅黄嫩绿,“且莫”和“只”这两个限制性的词语不但传神有效地写出了初春时节柳树的特点,同时还流露了诗人爱惜新柳的深情。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一开头就奇峰突起,呈现异彩。裛裛,香气盛貌。虽然梅树亭亭直立,花容清丽,无奈傍路而开,长得不是地方。虽然梅花囊哀清芬,香气沁人,可是梅花过早地在十一月中旬开放,便显得很不适时宜。这正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作者的感情通过咏梅来表达。作者的品格才华,恰好正像梅花的“亭亭艳”、“裛裛香”。作者牵涉到牛李党争中去,从而受到排挤,以及长期在过漂泊的游幕生活,也正是处非其地。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二句清怨凄楚,别开意境。同是月下赏梅,作者没有发出“月明林下美人来”的赞叹,把梅花比作风姿姣好的美人;也没有抒写“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一类的颂词,赞美梅花傲霜的品格;而是手眼独出,先是埋怨“素娥”的“惟与月”,继而又指责“青女”的“不饶霜”。原来在作者眼里,嫦娥让月亮放出清光,并不是真的要给梅花增添姿色,就是没有梅花,她也会让月色皎洁的。嫦娥只是赞助月亮,并不袒佑梅花的。青女不是要使梅花显出傲霜品格才下霜的,而是想用霜冻来摧折梅花,所以她决不会因为梅花开放而宽恕一点,少下些霜。一种难言的怨恨,淡淡吐出,正与作者身世感受相映照。
写到这里,作者的感情已达到饱和。突然笔锋一转,对着梅花,怀念起朋友来了:“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想折一把梅花来赠给远方的朋友,可是仕途坎坷,故友日疏,即使折得满把的梅花也没有什么用。连寄一枝梅花都办不到,更觉得和朋友离别的可悲,所以就哀伤欲绝,愁肠寸断了。“伤离”句一语双关,既含和朋友离别而断肠,又含跟梅花离别而断肠,这就更加蕴蓄隽永。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在这里表达了他对梅花的悲痛,这种悲痛正是对自身遭遇的悲痛。联系到诗人很早就以文才著名,所以受到王茂元的赏识,请他到幕府里去,把女儿嫁给他。王茂元属于李德裕党,这就触怒了牛僧孺党。在牛党得势时,他就受到排斥,不能够进入朝廷,贡献他的才学,这正像梅花未能等到春的到来而过早开放一样。这一结,就把自伤身世的感情同开头呼应,加强了全篇的感情力量。咏物诗的最高境界是“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意思是依照事物的形貌来描绘,委婉地再现其形象;同时,也曲折地传达出内心的感情。这首诗正是这样。梅花是一定时空中盛开的梅花,移用别处不得。与之同时,又将诗人的身世从侧面描绘出来。两者融合得纹丝合缝,看不出一点拼凑的痕迹,是作者深厚功力的表现。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与陈伯之书》, 全文可分为五段,这五个段落结合陈伯之以往的经历、现实的处境、内心的疑虑,有的放矢地逐层申说,无论是赞赏陈的才能,惋惜陈的失足,还是担忧陈的处境,期望陈的归来,均发自肺腑,真挚感人,全文有循循善诱、真诚相待之言,无空泛说教、虚声恫吓之语。(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丘迟善攻心 一书化干戈》)
该文是丘迟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书信。丘迟在信中首先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卑劣行径,然后申明了梁朝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动之以故国之恩、乡关之情,最后奉劝他只有归梁才是最好的出路。文中理智的分析与深情的感召相互交错,层层递进,写得情理兼备,委婉曲折,酣畅淋漓,娓娓动听,具有摇曳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该文围绕着“情”字作文章,注意遴选那些饱含情意的细节及相关的事物纳入篇中,让陈伯之感到丘迟处处是在为他着想,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弃暗投明,摆脱困境。全文濡染着作者热爱祖国,挽救故人的以挚感情,具有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
该文虽是骈文,但用典较少,而且力求摒弃晦涩冷僻之典,尽量写得明白晓畅,具体实在。全文基本使用偶体双行的四六句式,但注意参差变化,具有音乐美及和谐的节律感。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作者突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克服了南朝骈文大多形式华美、内容空洞的弊病,而自出机杼,写出了这篇流传千古的优秀骈文。今天读来,仍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