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写溪口送别，寓己相送之怀，别情与溪水俱长；后两句设想友人远行之累，劝慰友人要宽解自己。此诗连用五个地名，但其诗如行云流水，毫无板滞之感；融情入景，琅琅上口，百读不厌。
“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写这位朋友自卢溪别后，已来到武陵溪口，沅江的水，流到溪口，称为溪水，他乘的船停在溪口，准备穿过洞庭湖，直奔长江。这时沅江的水仿佛跟着他向北流去，作者送别之情也跟着溪水随友人北流。
这位朋友是到四川去的，进入长江，就要逆流而上，穿过三峡天险，于是作者又进一步关心起入川的友人，在后两句写下了：“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这两句是想象友人由荆门入三峡的情景。到了荆门，还要沿江西上进入险岩壁立的三峡。这时候“两岸猿声啼不住”，过往的客人听起来就象诉愁啼怨，心情格外紧张。自古以来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民谣。想到这里，作者就劝朋友不要对着孤月听到猿声就发愁。末句笔锋一转，由实景的描写转向虚境意愿的描写，更显别后深情。
此诗展开丰富的想象，有意不提卢溪送别的事情，把惜别的深情寄寓在友人别后的甘苦上，设想这位友人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整首诗全是为朋友着想，先想到的是远在武陵溪口停着一条友人北去的小船，从中体现出对友人的殷切期望和怀念。在创作手法，上真是另辟蹊径，别具风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小船停泊在武陵溪口，溪水还要陪伴您向北奔流。
当你驶过荆门进入三峡的时候，切莫同孤月一样，听着猿的悲啼发愁。
注释
泸溪：位于湖南省西部。
武陵：武陵县（今湖北竹溪县），这里指湖南省常德桃花源地区。武陵溪口即卢溪。
驻扁舟：小船停泊在渡口。
此诗前两句写溪口送别，寓己相送之怀，别情与溪水俱长；后两句设想友人远行之累，劝慰友人要宽解自己。此诗连用五个地名，但其诗如行云流水，毫无板滞之感；融情入景，琅琅上口，百读不厌。
“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写这位朋友自卢溪别后，已来到武陵溪口，沅江的水，流到溪口，称为溪水，他乘的船停在溪口，准备穿过洞庭湖，直奔长江。这时沅江的水仿佛跟着他向北流去，作者送别之情也跟着溪水随友人北流。
这位朋友是到四川去的，进入长江，就要逆流而上，穿过三峡天险，于是作者又进一步关心起入川的友人，在后两句写下了：“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这两句是想象友人由荆门入三峡的情景。到了荆门，还要沿江西上进入险岩壁立的三峡。这时候“两岸猿声啼不住”，过往的客人听起来就象诉愁啼怨，心情格外紧张。自古以来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民谣。想到这里，作者就劝朋友不要对着孤月听到猿声就发愁。末句笔锋一转，由实景的描写转向虚境意愿的描写，更显别后深情。
此诗展开丰富的想象，有意不提卢溪送别的事情，把惜别的深情寄寓在友人别后的甘苦上，设想这位友人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整首诗全是为朋友着想，先想到的是远在武陵溪口停着一条友人北去的小船，从中体现出对友人的殷切期望和怀念。在创作手法，上真是另辟蹊径，别具风情。
王昌龄晚年被贬为龙标尉（今湖南省怀化洪江市），从常德乘船溯沅水而上，或从龙标乘船顺流而下，都在卢溪郡治住留过，此诗是作者在卢溪送友人入蜀之作。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
据《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六月的一项制命说：“诸县夏税折纳绫、绢、絁、绸、丝、绵等”，搜刮的名目可谓繁多，但也明文规定了征税的时间是在夏季。因为只有夏收后，老百姓才有丝织品可交。可是到了唐末，朝廷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就加紧掠夺，把征收夏税的时间提前了：官家在二月征收新丝。这是多么蛮横无理！阴历二月，春风料峭，寒气袭人。采桑女凌晨即起采桑，可见多么勤劳。可她却无法使“桑芽”变成桑叶，更无法使蚂蚁般大小的蚕子马上长大吐丝结茧。而如狼似虎的里胥（里中小吏），早就逼上门来，催她二月交新丝。想到此，她手攀着柔长的桑枝，眼泪如雨一般滚下。诗人不着一字议论，而以一位勤劳善良的采桑女子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所遭到的痛苦，深刻揭露了唐末“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
先“画龙”后“点睛”，是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诗人先写蚕子细小，继写无桑叶可采，接着通过采桑女的泪眼愁思，写出今年蚕事不如去年。这些描写，抓住了“有包孕”的片刻，含意丰富，暗示性很强，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蚕细”可能会因“春寒”而冻死；无桑叶，蚕子可能会饿死；即使蚕子成活下来，但距离吐丝、结茧的日子还很远。据《蚕书》记载，蚕卵孵化成虫后九日，开始蜕皮，蜕皮期间不食不动称“眠”，七日一眠，经过四眠，蚕虫才吐丝结茧。这期间，不知采桑女还要花费多少艰难辛苦的劳动。可是，就在这蚕细如蚁，初眠尚未进行，丝茧收成难卜的时候，里胥就上门催逼。这一点睛之笔，力重千钧，点出了采桑女下泪的原因，突出了主题。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余意无穷，耐人回味和想象。
诗的另一特点是人物的动作描写和心理刻画相结合。“手挽长条泪如雨”，写出了采桑女辛勤劳动而又悲切愁苦的形态。“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点出采桑女心中的忧虑事，再加上她愁听门外里胥催逼的声音，诗人把形态和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使采桑女形象感人至深。
此诗语言质朴生动。“桑芽才努青鸦嘴”，诗人用工笔细致地描绘出桑枝上那斑斑点点的嫩芽形状，酷肖而生动。“青鸦嘴”比喻“桑芽”。“努”，用力冒出的意思。用“才努”把“桑芽”与“青鸦嘴”连接起来，既说明二者之间的比喻关系，又精细地刻画出“桑芽”在春风中正在“努”的动态。一“努”字，用拟人手法当即就把桑芽写活了，给画面增添了情趣。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