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多客折凉阴薄，薇少人餐雨绿肥。
胡蝶觉来方识梦，海欧飞去未忘机。
相逢且可谈风月，莫话兴亡与是非。
柳多客折凉阴薄，薇少人餐雨绿肥。
胡蝶觉来方识梦，海欧飞去未忘机。
相逢且可谈风月，莫话兴亡与是非。
“蓟门逢古老”这一首诗描写了老卒的凄凉境遇，令人同情。全诗言辞沉痛、悲哀、失望而无奈，似用边塞的血泪和成。不难想象，像这样的老卒不知有多少，长年戍边的艰辛可见一斑。
“汉家能用武”这一首诗反映了戍卒食用匮乏，投降的胡人却丰衣足食的情况，批判了唐朝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举措。全诗表达了诗人对戍卒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边境潜在危机的深深忧虑，言辞悲怆，感人肺腑。
在“边城十一月”这一首诗中，诗人坦言敌人的强大，颇具军事家的胸怀和才干，进而叹息，边境何日得宁，战士何日得归。在古代，中原地区统治者常以天朝上国自居，轻视周边少数民族，而诗中，诗人极有远见卓识地看到胡人的力量其实十分强大，有时甚至明显优于汉族军队。后来的元灭宋、清灭明，即印证了诗人的观点。诗人当时只是看到胡兵强于守军，因此边境堪忧，并未能见识到胡兵竟能践踏整个中原。但诗人不囿于成见，而能面对实际，正视问题，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从这一点上，这是诗的价值可以说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在文艺上的价值。
“幽州多骑射”这首诗称颂了守边戍卒的骁勇善战。全诗先总写幽州民俗的风貌，崇尚勇武；随即指出，他们不但善武而且乐于效力军前，保卫乡土，建立功勋。但诗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狩猎时的场面，不过这场面已够让人感到欣喜了。保家卫国从来不只是军队的事情，更需要有民众的参与，才能将侵略者掀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诗人目睹这一群生龙活虎、武艺高强的边疆健儿，对边境油然而生了几分安全感。
“黯黯长城外”这首诗描述了边塞战事纷纭的情况。在诗中，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沉痛地诉说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诗中的景物描写切合战斗实际，烘托出惨烈的战斗氛围，而这种景色又是战斗中独有的，因此写景即是写战争。在字里行间读者还可以感受到诗人面对这惨剧时难以遏制的悲愤心情。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
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
词从环境描写入手：“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位愁红。这两句景物搭配上，一远一近，一大一小。前句是全镜头，摄取了秋江、秋空和洲渚的画面，显示出远景的辽阔以及秋郊的寂寥。后句特写镜头，把焦点集中在蕉花上。美人蕉叶肥花大，花色深红，惹人注目。但是这一句的描写，却打上了深深的感情色彩。词人构思的艺术匠心使此带露的鲜花，带上了人具有的饮泣、愁怨的情态，从而为全词定下了凄凉愁怨的主调。不仅如此，词人何以选择蕉花而不是其他的花来描写，除了因其显眼这一点外，还隐喻的有“美人”之意。这两句，既描写了黄陵庙的环境，也暗喻了庙中女神湘妃的愁怨情怀，开篇起得很好。“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牡丹亭》中杜丽娘因爱而生，又因爱而死，可见世间爱是可以穿越生死路。当娥皇、女英在现实中得不到爱情时，便投湘水而死，化为“湘夫人”，鼓瑟之声，希望远去的心上人的灵愁还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声，借以寄托慰问、慰藉哀思。帝舜走后，二妃惟有时时弹奏瑶瑟，让美妙的音乐声荡绿波，借以寄托慰藉哀思。黄陵庙里的神女塑像栩栩如生，香冷粉消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头上梳着像花一样的环形发鬓，耳边的头发似绿云重重，二妃居于古祠殿中只有飒飒冷风濛濛苦雨与她们为伴，表达了二妃的凄怨和内容的情感。挥泪成斑，湘浦鼓瑟充满了飘渺的神话色彩，也充满了浪漫气息。“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又是词人惋惜二妃悲剧性的死，以景结情含有余不尽之意。 [6]
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以其哀婉动人，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歌吟讽咏的常见题材。张此词即咏此事。词的上片“烟收”二句用环境烘托悲剧的气氛。紧接三句写二妃离京寻舜帝于水云之乡，形象动人，情意婉转。下片开头二句写出湘妃竹与湘妃鼓瑟的故事。后三句又以景结情，余韵悠长，与开头悲剧呼应。
这首词咏怀古迹，凭吊湘妃，将追怀帝舜的湘妃如怨如慕之情写得“祭神如神在”，且写了人神之共性，具有人类通常具有的优美情怀。全词以景起，以景结，中叙二妃事；娥皇、女英的形象与黄陵庙环境的阴冷气氛融为一体，情景相生，酿造出一股凄凉愁怨的情味。作品“极缥缈之思，不落凡俗”，成功地运用神话题材，创造出幽艳空灵的审美境界。
“祭文”就是祭奠亲人和好友而写的押韵的文辞。明代徐师曾在《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说：“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毛泽东的这篇《祭母文》采用四言韵语，可说是一首四言诗。它重在叙事和抒情，歌颂了母亲的盛德和养育之恩，表达了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无限悲痛之情。
全文分五层来表述：
第一层“呜呼吾母”至“待徐温吐”写母亲的早逝和辛劳养育子女，以致积劳遭疾。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先说母亲生有七子，仅存活三人，辛劳一生，如今匆匆而逝，仅享年五十三岁。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去世。此前两月，毛泽东还领母亲在长沙医院治疗，并扶母亲去照相馆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合影留念。不料母亲到家不久便去世，这怎不引起他的无限悲痛呢？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次写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养育我们兄弟三人，备尝辛苦。摧磨劳累，以致得病。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再写对母亲的思念。母亲一生中历事千万，全是伤心之事。现在，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只有等待以后慢慢回忆倾吐。
第二层“今则欲言”至“倾地一角”，追述母亲的“盛德”和“恨偏”。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提出追述之纲：现在要说的只就两点，一是母亲高尚的品德，一是她怨恨不平之事。接着，从“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到“合其人格，如在上焉”。集中再现母亲的“盛德”。表现在：她有博爱的胸怀，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她平易慈祥，感动了众人。她普施爱心，完全是出于真诚。她不说假话，更不存欺人之心。她正直谨慎，一点也不作假。她细心，经她手做之事，皆有条理。她头脑精密，“理”（智）“情”（感）分得很清。她计划周密，事无遗漏，观察事物也绝无不见之处。她爱洁净的习惯，传遍了亲戚乡里。她一尘不染，身心表里如一。仁、义、礼、智、信的“五德”规范，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美德完全合乎母亲的人格，好像是上天赋予她的一样。毛泽东从博爱、真诚、整饬、洁净、“五德”等方面写出了母亲的高尚与伟大。再写母亲的“恨偏”。“恨偏”者，遗憾之事也。母亲之遗憾是什么呢？
诗人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这就是说，母亲怨恨不平之事是封建礼教末期，妇女仍受多重压迫，有志不能施展，有追求不能实现。这就是母亲最大的精神痛苦。这是天意吗？人愿吗？好像“倾地一角”，无法填平！这里，诗人从母亲的角度对封建礼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第三层“次则儿辈”至“均待报赍”，写母亲对儿辈的关心及临终时的遗嘱。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是说我们弟兄三人虽已活命下来，但像没有成熟的果子，处在青黄之间。因此，母亲病时放心不下，总是“揽手”，拉着我们的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这是临终的遗嘱，一是希望儿辈“各自为良”，成为有用之才。二是对平素有恩于我们的或为我们帮过忙出过力的亲戚朋友，无论大小远近亲疏，都希望儿子为母报答他们。再次实现母亲的贤良美德。
第四层“总兹所述”至“精禽大海”，写儿辈一定学习母亲的“盛德”，牢记母亲的“遗恨”，报答那些恩人。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悃忱，则”效不违。至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总之，上述这些都是母亲美德放出的光辉。我们一定秉承母亲的诚恳热情，学习母亲的美德，决不违背。至于母亲的遗恨，我们一定为您弥补上。母亲，我们一想到您，您就仿佛出现在眼前。这种思念之心将永远不灭。您养育我们的大恩，如同春阳和晨雾，我们何时才能报答完呢？我们一定像精卫鸟衔石填海一样，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念母报母之情，溢于言表。
第五层写母亲虽死犹生以及对母亲的悼念。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月俱长。尚飨！”唉，母亲的身躯虽然毁坏了，但她的美德却传万古，虽死犹生。我们有生之日，都是报答和陪伴母亲之时。现在话说长了，而时间又显得过于短暂。我只有把母亲的主要事迹写出，其余事迹只好留存在我们心里。此刻正进行家奠，请母亲喝下这杯酒。我们以后还会像太阳那样长久地有许多话向您陈说，表达对母亲的永远思念。母亲，享用酒食吧！悼亡深情，感人肺腑。
这篇《祭母文》以恳挚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挚情，具有撼人心魄之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