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诗写得很别致。对于友人的离去，他送过一次之后，离情别绪更加浓烈，于是就趁着友人还没起程，又摆下酒宴安排歌舞，与之“重别”。按照常情，这次相别，一定是两情相依恋恋不舍，“骊歌愁绝不忍听”。但是诗人为了减轻朋友的痛苦，却抢在前面先说：“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秋江离别”，在读书人心中，似乎早就有许多伤情的沉淀，其“难忍之情”恐怕是公认的。何况目下，又是他和李评事遇到的现实。然而诗人却不让说这些，用“莫道”一下子把话题引向他处。说你明日就踏上去往长安的路途，哪里有什么难？既然不难，当然也就不要说什么难了。这话是极巧妙的。友人明日登程，可逗留的时间很短。诗人抓庄这一点，把离别之快转换成了走得容易：把不忍分离之“难”的内涵完全抽去了。这样，“秋江离别”便无“难”可言，且以人们乐意接受的姿态出现在面前。

　　“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诗人以诙谐的巧言把李评事的思绪引升之后，便开始热情地劝他开怀畅饮，尽欢至醉了，说出来的都是热情话，没有吐出半个愁字。但是不言愁并不等于不存在愁。诗人所以不言，正表明他内心藏着深深的愁情，也正是因为他有愁情，才偏偏让人“莫道”，怕朋友勾起愁绪。而怕朋友愁自己就强压愁绪这种作法又使人感到了昌龄对朋友的一腔挚情。

　　昌龄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诗人。他在芙蓉楼送辛渐，是话别通宵。这次送李评事，是一别再别。同是相别之情，表现方法却不一样。《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先是“寒雨”、“楚云”给蒙上一层愁网，然后在感情逆转中，更显其光明磊落之心；这首“重别李评事”，则是在欢情的推进里显现抑制的别绪。近人刘拜山评论说：“别在明朝，留在今宵，而今宵之缓舞延歌，正为明朝之远别，特见缠绵至深。”这“缠编”之情，说穿了，还是首句中“秋江离别难”的那个“难”字。诗人有意压它，反使它更加明显。看来诗人是很幢得反作用这个理的。

　　诗以逆振开篇，接下第二句正说“不难”．第三句因“不难”故以吴姬缓舞留醉，第四句既醉则忘情而适意。全诗借第一句逆振取势，语意顺流而下，婉曲的表达出对友人依恋之情。

　　《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尺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 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这首诗首联点题，写了巴陵山的春色，也写出了岳阳楼的气势；颔联写湖景，水与山皆视野开阔，气势磅礴；颈联前句想象洞庭鱼龙变幻，着眼于自然，后句追思帝子神灵，着眼于神话；尾联写诗人陶醉于湖光山色中，乐而忘返，且运用神奇的典故，借助疑问句式，把读者引向一个诡异惝恍的境界。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余味如笛音，悠悠不尽。

　　首联从大处落笔，写洞庭湖的无边春色。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有云：“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写的是秋景。杨基笔下所展现的，却是巴陵春色浓如酒，因而更加容光焕发，楚楚动人的景象。“阑干落洞庭”紧承上句，说春色纵横，充溢于洞庭湖面，写出了楼上人与湖中景互相契合的意趣，与首句一气呵成。

　　颔联山、水分叙。水则气吞三楚见出湖面的辽阔；山则遥接九嶷，显出无限的青苍。寥寥二语，便将洞庭湖及其周围环境勾画出来。“水吞三楚白”之“吞”，与杜甫“吴楚东南拆”之“坼”，孟浩然“波撼岳阳城”之“撼”，堪称异曲同工。“山接九疑青”，一个“接”字，写出洞庭湖的深远幽缈，横无际涯。

　　因为说到九嶷山，便自然想起传说中南巡死于此地的舜，以及舜亡后没于湘水的娥皇、女英。杨基抓住了这一特点，以空灵之笔写出颈联二句：“空阔鱼龙舞，娉婷帝子灵。”空阔的洞庭，鱼龙潜跃，气象万千，诗人因此给洞庭的山山水水笼上了一层迷人的神话般的色彩。

　　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这结尾两句纯系想象之词，似实而幻，隐约中又辟一灵境。范仲淹说的“朝晖夕阳，气象万千”，在杨基的诗中，则用浪漫的诗情和富有神韵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了。同时，这最后两句又隐约包含着一点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之感。联系到杨基入明以后短短几年间一贬河南，二贬钟离，三被免于江西任上的经历，则此时虽然起复，但胸中恐怕也不会毫无芥蒂了，故而有此感。

　　此诗在明人五律中可称佳作。诗通篇笔墨都是为洞庭湖的“气象万千”图形传神，堪称是一首真正的山水诗。特别是诗人写景虚实结合，实景摹其形态，虚景传其神韵，而且好像有意与前贤比试似的，也用五言律诗来写。《明诗别裁》称其“五言射雕手”洵非虚誉。全诗以乐景开始，以愁意结局，急转收束，显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

　　“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两句词人运用了两个色彩迥异的动词“撼”、“浸”，前者修饰出一双巨臂摇荡着水中的孤城的画面，施展力与暴；后者刻画了少女的柔指轻抚着情人，展现了情与爱的绵柔。两个字描写了湖水的刚与柔，对比鲜明地描写了自然美景的神秘。“水晶”二字体现其玲珑剔透，“欲三更”表明了时间，暗示了词人在此游玩至深夜，衬托景色之美。“露荷翻处水流萤”，“流萤”二字作喻形象表现出荷叶沾染了露水后的清莹明丽。“雾柳”句通过“暗”、“度”二字写尽了柳的朦胧、月的舒缓；“露荷”句则凭借“翻”、“流”二字传达了露荷的圆润、萤的飘忽，“萧萧”带有自嘲的意思，也体现了词人的自由潇洒，“散发”体现了词人的不羁。

　　上片一开始，词人以雄浑的气势推出了一个荡人心魄的画面：平湖环绕，波涛震天，孤城独立。孟浩然《临洞庭》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词人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孟诗有暗合之处，但只是客观物象和由此引起的苍茫阔大的意绪在形式上的自然重叠，而不是主观上的刻意模仿。下句意境突变，“湖光倒影浸山青。”词人展现了一个平静而恬淡的画面：湖光潋滟，山色青葱，荡漾着沉醉的氤氲。这恰恰和以上波涛震天的慑人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画面的转换不但体现了动中有静、刚中有柔的自然景观上的复杂的情趣，而且在情绪上带来了大起大落。末句“水晶楼下欲三更”是对以上画面意境上的补充，它为词人所咏叹的景物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的氛围。“三更”点明时在深夜，从而为下阕对夜景的具体描绘作了过渡性的铺垫。

　　到了下片，词人意犹未尽，仍然陶醉于自然景观之中。所不同者，此时词人所刻画的夜景主题愈加明了，“雾柳暗时云度月，露荷翻处水流萤”两句正体现了这一变化，前句暗合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情韵，后句又为这销魂的意境增添了几许生意、几许亮色——露珠敲荷，流萤相逐。这两句不仅意境幽美，而且对仗和遣词也极为精工、贴切。由于词人从细微的感触着笔，表现了一种缠绵的风情。词人疲于世情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滋长了一种放旷的情怀，正如他在结句中所说的：“萧萧散发到天明”——词人为自己勾画了一个超脱者的形象。它虽没有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所表达的“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人格上的阔大与深厚，但却有其“不知今夕何夕”的达观与迷恋。

　　这是一首描写湖景的清新隽永的小词，上片写湖水由昼至夜的变化，始而波涌撼城，继而平静如镜，浸山映楼。下片写夜景变化，月阴时柳晤笼雾，荷翻时露流如萤。诗情画意，使词人流连至天明。总观这首词，它的重心在于写景，通过景观的变化带动情绪的升沉。因此，全词只有末句直抒胸臆，但词人思想与情感却暗藏于全诗，于“景”的空灵中无处不感到“情”的渗透与激荡。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