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二句,交代启程游览的经过:刚刚从陆路停下车,连忙就划起桨开始游湖。从驱车,暗示诗人是长途跋涉而来;车一停就划船,又显示出诗人游兴甚浓,好山好水吸引着他,使他迫不及待。起句简炼清峭,于叙述中见情致。
中间四句写湖上风光,是全诗的主体。“涟漪繁波漾”,写湖水浩渺,清波荡漾;“参差层峰峙”,写湖上峰峦迭翠,错落有致;“萧疏野趣生”,写两岸烟村竹树时聚时散,朦胧疏淡;“逶迤白云起”,写远处白云出岫,徐徐升起,连绵缭绕。这四句,每句描写一个方面,又互相映衬、烘托。波光粼粼的湖水,重重叠叠的峰峦,疏疏落落的树木、村舍,冉冉出谷的白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远近高低,组合成一幅萧疏清旷、野趣横生的山水画,令人有溪山无尽之思。这里是采取“大写意”的笔法,诗人抓住大自然赋予自己的独特的美的感受,选用“涟漪”、“参差”、“萧疏”、“逶迤”等富有动感等形容词,略加点染,用以显示客观景物内在的情韵。读这样的诗,使人如观米家山水画,从近处局部看,只有几个墨点,似乎用笔甚草草,但从远处整体看,则景物粲然,满纸云烟。
诗的后四句即写游览中的体验和感受,诗人徜徉于此佳山丽水之中,触景生情。“登陟苦跋涉”,此句与开头“轨息陆涂初,鼓枻川路始”呼应,极言游途的辛苦。“䁹盻乐心耳”,此句与上四句写景呼应,极言游览的快乐。这两句富有理趣,诗人以亲身感受启示人们:经过“跋涉”苦,方得“䁹盻”乐;乐从苦来。这一哲理使诗的思想内容得到升华。诗以“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煞尾,表达了诗人留连忘返的心情,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令人寻思而萦回不已。
该诗写得很洗炼。短短五十个字,概括了丰富的内容。诗中不论是叙述、描景还是议论,都含蕴着诗人独特感受到的情趣和韵味,故耐人品赏,发人深思。诗的章法,起承转合井然有序,造句清秀俊逸,也增添了艺术光彩,使全诗显得玲珑剔透,清新可爱。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