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的《三峡》（选自《水经注》三十四卷《江水》）是一篇著名的山水之作，作者只用不到两百字的篇幅就描写出了长江三峡雄伟壮丽的景色。
全文四段，即是四幅挺拔隽秀的水墨山水画。
第一段作者先写山。用“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写山之“连”，“重岩叠嶂，隐天蔽略”写山之“高”，又用“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侧面烘托，让人进一步感到三峡的狭窄，寥寥数笔就形象的勾勒出三峡雄伟峭拔的整体风貌，使读者很快就被三峡的雄险气势所吸引。
第二段开始写水。作者按照自然时令，先写水势最大最急的夏季。用“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正面描写水势之险恶、水位之高、水流之急。“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通过对比、夸张更加突出了夏季江水之迅疾。
第三段写春冬三峡之景。“素湍”“绿潭”，两种色彩、两种情态，动静交织，对比鲜明；“怪柏”“悬泉”“瀑布”，也是有静有动、有声有色，山水树木交汇其中，蔚为奇观。“清荣峻茂”一句话四字写四物：“清”字写水，“峻”字写山，“荣”字写柏树，“茂”字写草。“良多趣味”，又掺入了作者的审美意趣，使得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极为精练的四字，状写了四种景物，且各具特色，由景境导出了作者的心境。
第四段写秋天三峡之景：水枯气寒，猿鸣凄凉。以“霜”暗指秋季，以实景补足前意。这时已无江水喧腾，却也不见草木争荣，而是充满了凄清肃杀之气。写秋峡用猿来表现，写猿又分两层，一是直接叙述，一是引渔歌为证。写猿又围绕着“山”和“哀”两个重点，从而显示秋天三峡的特色。以“高”形容猿，指明是高山上的猿，以“长”形容啸，送声长远，暗示是在长峡之中。“空谷传响”，直言在山中。“久绝”，回应“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写渔歌也是一言“峡长”，一言声哀。从猿鸣之中，使人进一步体会到山高、岭连、峡窄、水长，同时山猿哀鸣，渲染了秋天的萧瑟气氛。也让人从这句渔歌中体会到了，渔者们的辛苦和生活的艰苦。
凡景语皆情语，初学写作者，写景状物要做到写出其特点，要和自己的思想感情相一致。
《三峡》全文以凝练生动的笔墨，写出了三峡的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景色。写山，突出连绵不断、遮天蔽略的特点。写水，则描绘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夏天，江水漫上丘陵，来往的船只都被阻绝了。“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雪白的激流，碧绿的潭水，回旋的清波，美丽的倒影，使作者禁不住赞叹“良多趣味”。而到了秋天，则“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那凄异的叫声持续不断，在空旷的山谷里“哀转久绝”。三峡的奇异景象，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写景，采用的是大笔点染的手法，寥寥一百五十余字，就把七百里三峡万千气象尽收笔底。写春冬之景，着“素”“绿”“清”“影”数字；写秋季的景色，着“寒”“肃”“凄”“哀”数字，便将景物的神韵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文章先写山，后写水，布局自然，思路清晰。写水则分不同季节分别着墨。在文章的节奏上，也是动静相生，摇曳多姿。高峻的山峰，汹涌的江流，清澈的碧水，飞悬的瀑布，哀转的猿鸣，悲凉的渔歌，构成了一幅幅风格迥异而又自然和谐的画面，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引用的诗句表现了突出山高水长的特点同时渲染三峡秋色悲寂凄凉的气氛。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