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题目为“次韵雪后书事”。这首诗是一首和诗。和诗是朋友之间用诗相互酬答的一种方式。这种朋友之间的相互酬答,既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身在异处通过书信的形式来进行的。根据诗中的“折寄遥怜”、“相思”、“独自回”等词可知,这首诗显然属于后者。这首诗是一首记事诗。诗歌所记何事?且看诗歌本身。
诗歌开首就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词“惆怅”,不仅奠定全诗的感情基调,且获总领全篇之效。此词的作用虽然易解,但问题是,谁人“惆怅”,为何“惆怅”。谁在“惆怅”呢?首句说“惆怅江头几树梅”,莫非梅在惆怅?根据颔联,前时虽曾大雪压梅,然梅已在昨夜雪后绽放枝头,当无惆怅之理由。既然不是梅在惆怅,惆怅的就只能是诗人自己。诗人开篇就说自己“惆怅”,可见其“惆怅”之浓之深。诗人作诗,当蓄积的感情于提笔之际浓烈得难以化解时,便无暇慢条斯理的运用所谓的技巧表达之,而常常在诗歌的开头直接予以发泄,若李白之“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难》),即为此类。然则,诗人为何惆怅?是因为江头只有几树梅,为梅之少而惆怅吗?恐亦不是。为何?因为梅虽是中国古代诗人的爱物,但其诗中的梅多以株,甚至以枝论,若“墙角数枝梅”之类,然未见有诗人因此而惆怅者。因此,朱熹之惆怅当非为梅而为其内心本有之情绪。既然诗人非为梅惆怅,为何要以“江头几树梅”紧承其后?因为诗人要借江头的这几树梅来纾解心中之惆怅。
诗歌第二句云,“杖藜行绕去还来”。“杖藜”者,拐杖也。此句写诗人之行为。诗人手扶拐杖绕行于梅下,去而复来,何也?乃因诗人爱梅,不忍离去耶?此种可能虽不能排除,然结合首句与第三四联看,似理解为诗人因惆怅极深,徘徊难去,更为妥当。
颔联忆寻梅之经历。“前时雪压无寻处”,似为诗人惆怅之因。然昨夜雪停,梅已于月下绽放,因雪无处寻梅的惆怅当烟消云散,何以今日仍惆怅难抑?此句再次表明,诗人的惆怅非为梅也。整联写诗人寻梅之经历,却以“雪压”表现梅生存环境之恶劣,从反面衬托梅冒寒绽放的坚贞品质;且诗人强调梅于月明之夜绽放,乃借明月烘托梅之高洁品格。诗人于此联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惆怅,而忆寻梅之经历,既使诗歌在章法上显得摇曳多姿,又为下联写折梅寄意做铺垫。
颈联是理解全诗的关键。上联“折寄遥怜人似玉”,意谓折一枝梅寄送给似玉的远人。问题是,诗人为何将远人比作“玉”?“怜”又当作何解释?有人认为,此处的远人是一位貌美如玉的女子,“怜”是爱的意思。诚恐不妥。首先,一位走路都需手扶杖藜的老者因为思念一位年轻女子而惆怅得在梅下绕去绕来,去而复来,实在有失体统。再者,这样解释与下联“相思应恨劫成灰”在意思上也难以联系起来。“相思应恨劫成灰”应是诗人的想象,是诗人想象远人思念自己时的情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句中的一个“应”字。“应”是“应该”的意思,应该怎么怎么,乃是一种推测。此句若写的是诗人自己,当然无需推测;既然用了推测,只能是诗人的想象。诗人想象这个似玉之人在思念自己的时候,心中还有“恨”。“恨”什么?“劫成灰”。从中便可推测,诗人要寄梅与之的人必是经历了某种严重的祸患,因此,诗人想象他在对自己的思念中仍带有怨恨。至此,诗人何以要寄梅与他,何以要喻他为“玉”就明白了。原来诗人是希望他虽经历磨难却能像梅一样坚贞不屈,像玉一样保持高洁人格。原来诗人惆怅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朋友;诗人“杖藜行绕去还来”原来是在为朋友忧虑担心。
诗人的忧虑和担心是如此之深,乃至于行绕于梅下“沉吟”而忘记了时间,直至“日落”时寒鸦飞起才被惊醒独自怅然而归。尾联仍重在对诗人行为的描写。“沉吟”描写诗人行绕于梅下满腹心思的样子,再次表现其内心难以排遣的“惆怅”。“独自回”,表现其孓然一身返回时的孤寂落寞。当然,尾联也有对环境的渲染。“日落”、“寒鸦起”一方面渲染环境的冷寂、凄清,烘托诗人内心的孤寂落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其徘回于梅下时间之长,突出其“惆怅”之深。
这首诗以“书事”为题,句句都是在描写诗人的行为。这些描写为读者展示了一位思念远友,为朋友的遭遇满怀忧虑的老者形象。高考命题人认为这首诗是咏梅诗,实为不妥。咏物诗,所咏之物是整首诗描写的主体,咏物的目的或借物喻人,或托物言志,或兼而有之。这首诗虽然写了梅,却没有对其做正面描写,虽然也表现了梅的品格,目的却不在此。在诗中,梅只是诗人用以慰藉自己鼓励朋友的凭藉,而不是要着意表现的对象。如此,不能说其是咏物诗。
浑将军祖先即汉代匈奴浑邪王。因此开始二句:“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就从浑将军的祖先写起:远在汉代,他们就是归顺中原政权的部落首领,族贵兵强,屡建战功,高居王位。起调高远雄浑,豪气笼罩全篇。“子孙相承”以下四句,由“族贵兵强”生发开来,依次展示出浑将军家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子孙相承”,遍布朝野;“部曲”精锐,驰骋“燕支”。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所向披靡。开篇六句概括、勾勒浑氏家族显贵、英勇的雄壮气势,为下文造声势、作铺垫。
“银鞍玉勒绣蝥弧”以下四句,将焦点聚集到了浑将军身上。但,诗人并不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以烘云托月的手法,渲染出浑将军的忠勇义烈和赫赫战功。“银鞍”一句,先以物写人。马具精良,军旗猎猎,显示出浑将军高昂的志气。后面三句,每句以一历史上的名将形象来烘托浑将军。“嫖姚”指汉代名将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大破匈奴(此喻哥舒翰)。“骨都”指匈奴左右骨都使。句首用一“每”字,表明浑将军经常随哥舒翰出征,战功累累。此外,又以李广的体恤将士,身先士卒,卫青的不泥于古人兵法,以方略为贵,托出浑将军的优秀品质和用兵的灵活。以上十句可作为第一层,诗人从“族贵兵强”、战功卓著等方面,把浑将军的形象勾勒得高大雄武。
“传有沙场千万骑”以下为第二层,形势急转。当敌人又气势汹汹地向边境发动了侵略战争,“羽书”飞至,形势危急时,浑将军又毅然奔赴疆场,奋战不息。塞外的生活艰苦清寂,时而传来几声哀厉高亢的画角声,更增添了几分凄严肃穆的气氛。而诗人却以“宝刀”切望为国杀敌而昼夜鸣叫这一兀傲奇警的夸张想象,再一次形象揭示出浑将军忠勇义烈的英雄本色。“意气”二句,诗笔又从正面直探心曲,传达出浑将军豪迈的“意气”:只要能为国杀敌,确保边疆,就是转战“万里”,“辛勤”经年,也算不了什么。继而诗人再以“黄云”连绵、衰草遍地的广漠边塞;“旌旗”朝飞、“刁斗”夜鸣的军旅生活;春风不度,杨柳绝迹的“关西”艰苦环境,反衬出众多“侠少年”藐视一切艰难困苦、勇赴国难的牺牲精神。这众多的英雄形象,如众星捧月一般,使浑将军叱咤风云、驰骋万里的风貌更加光彩照人。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回应题目的“送”字,寄寓自己的殷切希望。“从军借问”二句用王粲《从军诗》之意,颂扬浑将军所从之主帅哥舒翰的“神武”。正因为如此,才不致久劳师于外,故麾下当“击剑酣歌”,以示庆幸。据《左传·文公十三年》,有晋人士会返晋,绕朝赠之以策的记载。“策”字这里语含双关,也有“策谋”之意,意思是希望浑将军不要忘记自己临行时所献的破敌之策。“仲宣诗”即王粲所作之《从军诗》,本颂扬曹操西征张鲁的胜利,此喻报捷之诗,期望浑将军早奏凯歌,建立功业。诗人连用两典,结语悠远。杜甫说高适“篇终接混茫”,这首诗就是一例。
在这首诗中,高适以高远雄浑的起调,整散相间的句式,不停转换的韵律,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了浑将军这样一个忠勇爱国的名将形象,使其诗歌具有雄壮豪放的鲜明艺术风格。
起句,点明咏柳本题。“宜春苑外”四字,点出杨柳所在之地。“最长条”三字,简约的勾勒柳枝的“长条”形状。柳,向以“垂柳”为美,冬去春来,发芽抽枝,很快长条拂地。因而咏柳的作品,总是渲染柳条的柔长。温词言柳,也先写其“长条”,既将柳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而着一“最”字,分明已将人的观感溶于其中。那么,词人不写其他花树,却独言柳,可能只是因为柳的“最长条”,或是另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仔细分析即可知,细长柔软的柳条,最能勾起人的离情别绪。柳条随风摇摆,与人难舍又难分,好像还有许多惜别的话,没有说出来,饱含着激情。细细地柳丝,似人的情思。因此,描摹柳的“长条”,已暗示人的伤怀,以物喻人。紧接“闲袅”句,承首句,咏柳枝柔细而俏美的样子。美人舞腰纤软,用以媲美杨柳树枝在春风中舞动的轻柔美妙景象,十分生动可爱。“伴舞腰”,其一“伴”字,描摹柳条与春风结“伴”,即与春风共舞 ,拟人化手法更为浓重,甚得物之神韵。自然地引起下文“玉人”的感怀。
三、四句,借柳而赋离情。说“玉人”肠绝,表明她的悲伤;而用虚词“正是”蝉联,便与首句“最”字挽合,既有开合震荡的节奏感,更强化了此句与上两句之间的一意贯连,即标明,正是春风中摇动的柳条,牵惹起“玉人”的离情别绪。至此,感悟伤怀的题旨充分表露,唱叹之间,使物我无间。“一渠春水赤栏桥”,再以景结拍。此句,表面来看,正与首句景色相合:宜春苑外,碧水红桥,映衬绿柳,为画面增添许多春色。这景象,明丽可人。但是,联系上片“玉人肠绝”,便显然可见眼前景含无限情。作者借“桥”的意向,喻示桥头折柳送别,令人肠断,像汉人送远行者至灞桥伤别一样。故“赤栏桥”一经温词采用,便顿现光彩,使得后世亦常用以描写离别情境。而“一渠春水”的意向,既比拟愁如春水,也象征别易会难、别情无奈,“恰似一江春水流”,空留感伤。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言简意深,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不露一丝痕迹,形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正是玉人肠绝处”,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客观地咏物写人,春风、春水、赤栏桥,却皆染上离人的意绪,读来令人感慨,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一、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典故等修辞方法暗示出来。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