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乐府叙事诗。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敷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天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被罗敷美色所打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极。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段，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璧。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这首套曲可以说是一颗风姿独特的奇葩，它以诙谐风趣的语言，以生动传神的细节，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深刻地刻画了主人公在借马这一过程中的行为、思想、语言，塑造了一个爱马如命、既悭吝又憨厚的人物形象。

　　全曲描写的是一个借马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借马的场景。这人买了匹好马，便惜马如命，百般爱护。偏有那“不晓事”的人来借马，这便如同要掏他的心窝一般。他实不愿把马借给他人，但又怕伤了朋友脸面，于是他内心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和钻心的刺痛。这些都通过他长篇大论、没完没了地向借马人叮嘱关于养马、骑马的注意事项表现了出来。马还在身边，却预想到马被人借走后，他倚门等待马归来的情景，以至于“柔肠寸断”，“两泪双垂”。这个细节十分夸张，也极具幽默效果，把人物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最后反复用“没道理”“忒下的”，进一步刻划马主人吝啬的心态。此曲诙谐滑稽，充满喜剧色彩。作者刻画人物用的是漫画笔法，但同时又是精雕细刻，曲中的喜剧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产生很好的喜剧效果。

　　喜剧效果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作者故意夸大、强化所表现对象的某些特征，使它与人们通常模式、生活情理构成鲜明的反差。如写马主人爱马如痴，突出他对马的超乎常情的爱怜。马的职能本来就是代人助步的，但主人却要“微有些辛勤便下骑”，宁愿自己走路绝不加重马的负担。朋友间借马一用，本属生活中正常现象，可主人却视为大逆不道，不仅给人当面难看，而且指桑骂槐，出言不逊。马要被人借走，却像生离死别一样，反反复复的絮道，不厌其烦的叮咛嘱告，那份哀伤、悲痛、珠泪双垂的样子，真像死了亲朋故友一般。这些过分、夸张的描写，无疑是超越常规、不合理的。当人们用通常的行为规范、生活情理来衡量时，都会察觉出这位马主人的迂腐。他的痴呆，他的反常滑稽、诙谐、可笑，构成了这套曲子的喜剧风格。

　　对于借马者，除了马主人在心里骂他之外，别无描写。但马主人与马难舍难分的矛盾是他引起的，马主人的那么多嘱咐是对他说的，马主人与马难舍难分的种种表情，他是亲眼看见的。因而越到后来，读者越关心这个人物。他最后是否牵走了马，作者没有写，这就更激起了读者的无穷想象。

　　这首套曲是马致远散曲中的杰作。它不仅在题材方面突破了散曲言情写景的局限，具有开拓之功，更主要的是在创作艺术方面作出了贡献。这就是用第一人称代言体，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及细节描写，有旁白、背唱，通过马主人的语言、心理活动和神态、行动等等。从多方面去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诙谐幽默。既入情入理，又风趣而真实可信。

　　该诗写诗人登上军事要地丁家洲追思往昔，刻写奸臣无能误国，抒发了山河家国的情怀。

　　诗歌说，当年太师贾似道统领十余万人马，抵抗南侵的元军，煞有介事，而人们似乎也天真地抱持以强烈的希望。然而，惊若沙鸥、畏敌如虎的宋军，一听到元军吹起的号角，即已溃不成军，一溃再溃，直到扬州登岸。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贾似道仍然故技重施，摇旗呐喊，招集残兵。此情此景，还有多少人相信贪生怕死的奸臣还能拯家救国的道理，但见江船里，士兵的咒骂声连成一片。到处弥漫着逃跑、退缩、内讧与败亡的气息。结果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却滑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于是诗歌讥刺与冷嘲的意味，便流溢而出。

　　这首诗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大意是说：自从离开草堂，常常焦虑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这虽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环境的自然遭遇，但这也体现了诗人对风风雨雨的社会现状的焦虑。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很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千尺高树；那到处侵蔓的恶竹，即使有万竿也要斩除。诗人喜爱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随时态而变，诗人痛恨恶竹，是因恶竹随乱而生。这两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应须”四字上。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的岁月里，诗人的才干难以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由此感慨万分。这两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此诗的后四句落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称“阁老”，严武以黄门侍郎镇成都，所以这样称呼。金丹，烧炼的丹药。这两句说，诗人的生计全凭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里意在强调生活有了依靠，疗养有了条件，显示了诗人对朋友的真诚信赖和欢乐之情。

　　最后两句，诗人忽又从瞻望未来转到回顾过去，有痛定思痛的含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762年（宝应元年）七月与严武分别，至764年（广德二年）返草堂，前后三年。这三年，兵祸不断，避乱他乡，飘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诗人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等到身经其事，才知世事艰辛，人生坎坷。“行路难”三字，语意双关。一个“信”字，包涵着诗人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无限感慨。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