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就展现一幅暮春景象:宫中,一个暮春的清晨,宫女徘徊于桃树下,仰看“树头”,花朵越来越稀;俯视“树底”,则满地“残红”。这景象使她们感到惆怅,于是一片一片拾掇起狼藉的花瓣,一边拾,一边怨,怨东风的薄情,叹桃花的薄命。在古典诗歌中,伤春惜花,常与年华逝去,或受到摧残联系在一起的。如“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宫人的惜花恨风,只是自觉不自觉地移情于物罢了。当然也隐含着对自身薄命的嗟伤。
诗上下联间有一个转折。从“觅残红”忽然想到“桃花贪结子”,意境推进了一层。《诗经·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用桃花结子来暗示女子出嫁,此诗“桃花贪结子”同样具有强烈的暗示性。桃花结子是自然的、合理的,人也一样。然而这些深闭禁苑的宫女,却连开花结子的桃花都不如,写“桃花贪结子”,委婉传出宫女难言的隐衷和痛苦。
诗至此,读者会感到宫女惜花的心情渐渐消退,代之以另一种情绪和心境,这就是羡花、乃至妒花了。从惜花恨风到羡花妒花,是诗情的转折。也就是“在委曲深挚中别有顿挫”(《石洲诗话》)。这一顿挫,使诗情发生跳跃,意境为之深化。如果说仅仅从惜花恨风,读者还难以分辨宫女之怨与洛阳女儿之怨的不同;那么,这羡花妒花的情绪,就把二者完全区别开来,写出了人物感情的个性,赋予形象以深度与厚度了。同时,这一转折又合乎生活逻辑,过渡自然:桃花被五更风吹散吹落,引起宫女们的怜惜和怨恨,她们以桃花自比,惜其飘零,同有一种沦落之感;但桃花凋谢了会结出甘美的果实来,这又自然勾起宫女的羡艳、妒嫉了。但诗人的运笔并不这样直截表达,却说是桃花因“贪”结子而自愿凋谢,花谢并非“五更风”扫落之过。措词委婉,突出了桃花有结子的自由,也就突出了宫女无结婚生子的自由,其悲惨命运也就大可怨恨了。
王建《宫诗》以白描见长,语言平易清新。此诗近于口语,并适当运用重叠修辞,念来琅琅上口,颇见民歌风情。尤其因为在明快中见委婉,于流利中寓顿挫,便成为宫词中百里挑一的佳作。
以“南来数骑,问征尘”二句起笔,写作者对南方形势的关心,所以碰到从南宋来的人就向他询问消息。但询问的结果,却是“江头风恶”,即形势不好。家铉翁北赴之后,南宋流亡小朝廷继续坚持斗争,这里,作者关心的,可能就是这种反元斗争形势。“耿耿”两句,写出作者(也可能包括陈正言在内)的孤忠与气节。“磨不尽”三字,指耿耿孤忠如磐石一般的坚固,同时也包含了他在北方所受的种种磨难。磨难愈重,他的志向就愈加坚定,作者的精神品质由此可见,但因为作者身在北地,远离祖国,其孤忠不被人知,故云“唯有老天知得”。“短棹”五句,则转入对丙子(1276)之难的回忆。这五句所写乃是南宋临安被破的过程,其惨痛之情状,令作者终身难忘铭心。“短棹浮淮,轻毡渡汉”,是写元军南下。元军渡淮,揭开了亡宋战争的序幕;而元军(元人戴毡笠,故这里以“轻毡”称之)渡汉水,则直接导致了临安的陷落。元军在襄樊战役之后,立即潜兵入汉水,水陆并进,与渡淮元军互相呼应,势如破竹,于是在德祐二年正月,兵临临安城下。“回首觚棱泣”是写作者在北赴途中回望京城宫阙而失声痛哭。“觚棱”,即觚稜,本指殿堂屋角上的瓦脊形状,这里代指宫阙。词中“缄书欲上、惊传天外清跸”,指的是这一历史事件。
“清跸”,指皇帝出行时,清道戒严,这里指宋三宫北迁。事变大而迅速,故加“惊”字。大都、临安相距三千余里,故云“天外”。以上这五句,写事变接踵而起,连用“短棹”、“轻毡”、“回首”、“欲上”、“惊传”等语词,语气急促,有倏忽千里之势,作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头的压抑悲怆,历历在目。词的下片写作者被扣留北方后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以及作者慨然面对,毫不动摇的气节风骨。“路人”五句,写作者引苏武自喻。“昔汉家使者”,指苏武,由“路人指示荒台”句看,苏武“曾留行迹”的“荒台”,正在作者眼前。所以,“曾留行迹”,既是写苏武的经历,也是写作者自己遭际。以喻作者与苏武当年处境相同。“我节”两句,是将自与苏武并提并论,苏武持节漠北,最终不改初衷,而作者也同样是“我节君袍雪样明”。家铉翁身处绝域,不变节,不易服,贞如冰雪,故云“雪样明”;其心迹行事,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所以说“俯仰都无愧色”。结处“送子”五句,是送别陈正言的话,意思有两层,一是趁您堂上“慈颜未老”,正可回去与家团圆承欢,并享三径馀乐。“三径”,即指隐居故园,是用蒋诩故事。西汉末,王莽专权,兖州刺史蒋诩辞官回归故里,院中辟有三径,只与求仲、羊仲往来。二是表示自己不易其节。这层意思是通过回答故人询问的形式来表现的,一片赤城之心寓于委婉的言辞之中,虽不是表面上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读来却更令人感慨不已,由衷叹赞。从家铉翁的《则堂集》看,大约凡友朋回南,他送别时总要表达同样的心情。
此词上片虽从眼前现状落笔,但主要还是写对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回忆,多用赋笔的手法,下片则重在抒写自己的心情与气节。在异域之中送别具有同样遭遇的友人回到也同样为自己所朝思暮想的地方,最容易让人激动感伤。同时也激励他人,作者送别友人,只能依旧在北国羁留,心中的愁苦可谓至深。
然而作者却并未伤悲沉沦,而是以此自励,鼓动起感动天地的忠节气概。这种词,是一般送别词所无法比拟。至今读之,依旧觉其中蕴藏着一种坚如磐石的沉稳和不可征服的坚韧力量,不禁为之掩泣,为之勉励。
这是一首闲适诗。“闲适诗”的特点,向例是以自然闲散的笔调写出人们无牵无的悠然心情,写意清淡,但也反映了生活的一个方面。同时,有些佳作,在艺术上不乏可资借鉴之处。此诗是写诗人酒醉月下花丛的闲适之情。
起句“几年无事傍江湖”,无所事事,浪迹江湖,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反映了“泛若不系之舟”(《庄子·列御寇》)的无限自在。第二句中的“黄公旧酒垆”,典出《世说新语》,诗人借此表达自己放达纵饮的生活态度,从而标榜襟怀的高远。
“觉后不知明月上”,是承前启后的转接,即前承“醉倒”,后启归去倩人搀扶的醉态。此处所云“不知”,情态十分洒脱;下句“满身花影倩人扶”是全篇中传神妙笔,写出了月光皎洁、花影错落的迷人景色。一个“满”字,自有无限情趣在其中。融“花”、融“月”、融“影”、融“醉人”于浑然一体,化合成了春意、美景、诗情、高士的翩翩韵致。
这首诗着意写醉酒之乐,写得潇洒自如,情趣盎然。诗人极力以自然闲散的笔调抒写自己无牵无挂、悠然自得的心情。然而,以诗人冠绝一时的才华,而终身沉沦,只得“无事傍江湖”,像阮籍、嵇康那样“醉倒黄公旧酒垆”,字里行间似仍不免透露出一点内心深处的忧愤之情。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