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篇描写雄狐对伴侣的渴望,用意在于影射齐襄公对文姜的觊觎之心。作者以南山和雄狐起兴,展示出一种高远深邃的画面:山高树茂,急切的雄狐四处穿梭,叫声连连。不仅把诗的背景拉得极其宏大,让人感到诗作肯定包含丰富的所指,又将齐襄公渴切的思想状态描摹殆尽,让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章末,又用反问进行了讽刺:“既然已经出嫁了,为什么还对那段私情念念不忘呢?”即是在问文姜,也是在问齐襄公,一箭双雕,意味深长。
第二章还是诉说前事,但在表达上更进一步。作者影射齐襄公和文姜乱伦的无耻行为时,从寻常事物人手,描述鞋子、帽带都必须搭配成双,借以说明世人都各有明确的配偶,所指明确而又表达隐晦,既达到讽刺对象的效果,又显得不露端倪一后半部分与第一章相似,使情感力度得到更深一步加强。
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发表对鲁桓公的议论:作者成功运用“兴”的手法,以种麻前先整理田地、砍柴前要先准备刀斧这些日常劳动中的必然性,来说明娶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进一层针砭实际,说明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而又无法做文姜的主。放任她回娘家私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被搁浅、践踏,显得庸弱无能,文姜的无视礼法、胡作非为也跃然于纸上。
这首诗的风格同《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样,是一首群众创作的民歌,其特点也是每一章节除少数词语略作更换外,基本的语词句法都是相同的,特别是每章的最后二句,句法语气完全一样,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其含义也相似或相近。这正是便于反覆咏唱,易于记忆吟诵,寓意比较单纯的民歌式作品。此外,从这首诗里,也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封建礼教,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王维这首送别之作意韵悠长,风神摇曳,绵邈蕴藉。饱含劝勉,一叙理想抱负之情。诗的开篇直接入题,描写送别情形。渡头是送客之地,杨柳是渡头现成之景,景中却蕴含深情:“柳”与“留”同音,唐人有折柳送行的习俗,表示不忍离别,希望远行的人留下来。但分别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友人乘坐的船只已经起航。这里写杨柳,不仅写现成之景,更是烘托送别气氛。行客已稀,见境地的凄清,衬托出送别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第一句点明送别之地。第二句醒出“归江东”题意。刚才还很热闹的渡头,一下变得行客稀少,冷冷清清。惟有诗人自己,仍然立在那里,目送着友人渐渐远去。他的脑海里,或许在重温刚才与友人依依话别的情景,或许想起了之前和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但这一切,都只能是追忆了。眼前只见友人所乘的船顺水而下,离自己越来越远。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也有目送友人乘舟而去的情形:“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站在高高的黄鹤楼上,远眺孤舟,写的是远景。而王维捕捉的是船夫荡桨的细节,写的是近景。同样写送行,李白之潇洒与王维之细腻,可见一斑。
船儿渐行渐远,友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友人乘船而去,只要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将消失在诗人的视线之外。而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重新相逢。想到这些,诗人的心中难免有些怅惘。这时,诗人依依不舍,望着大江南北两岸,春满人间,春光荡漾,桃红柳绿,芳草萋萋。诗人感觉到自己心中的无限依恋惜别之情,就像眼前春色的无边无际。诗人忽发奇想:让我心中的相思之情也像这无处不在的春色,从江南江北,一齐扑向你,跟随着你归去吧?“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是十分美丽的想象,有着无比蕴藉而深厚的感情。诗人似乎在对友人说:你在江上走,江南江北的春色包围着你;我的牵挂、友谊也和这春色一样,时时刻刻包围着你,陪你一路前行。春满江南江北,情亦满江南江北。不必特意写离愁别苦,别情已经充盈了满篇。更巧的是,自然之景与深挚之情妙合无间,耐人寻味。将自然界的春色比心灵中的感情,即景寓情,情与景妙合无间,极其自然。这里藉难写之景以抒无形之情,功夫当然又深了一层。写离情别绪哀而不伤,形象丰满,基调明快,这是盛唐诗歌的特色。
此诗描写的是最具普遍性的离别。与许多别诗一样,先用景色来制造—定的气氛,“行客稀”可见境地的凄清,反衬与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此诗末两句“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与牛希济《生查子》诗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王维“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诗句比较,手法相同,思路相近,同样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但感情一奔放一低徊,风格一浑成一婉约,各具姿态。“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两句是作者突发的奇想,将春色比作心中对朋友的情谊,情景妙合无间,表露得非常自然。原本充满愁绪的离别被诗人写得哀而不伤,反而觉得形象丰满、基调明快,其动人的艺术魅力不可否认。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