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多病偶求欢”,在这句诗中诗人以汲黯自比,正是暗示自己由于耿介直言而被排斥出京的。“偶求欢”的“欢”,指代酒,暗点诗题“饮”字,表明诗人愁思郁积,难以排遣,今夜只好借酒浇愁,以求片刻慰藉。这一句语意沉痛而措辞委婉。第二句“客袖侵霜与烛盘”,进一步抒写作客他乡的失意情怀。天寒岁暮,秉烛独饮,形影自伤,愤悱无告,更觉寂寞悲凉。“霜”,不仅与“初冬”暗合,更暗示作者心境的孤寒。“客袖”已见乡思之切,“侵霜”更增迁徙之苦,只此四字,总括了多年来的游宦生涯所饱含的辛酸。“烛盘”,则关合题面中的“夜饮”,真是语不虚设。寥寥七字,勾勒出一个在烛光下自斟自饮、幽独苦闷的诗人形象。
上两句写室内饮酒,第三句忽然插入写景:“砌下梨花一堆雪”,是独具匠心的。看来诗人独斟独饮,并不能释忧解愁。于是他罢酒辍饮,凭栏而立,但见朔风阵阵,暮雪纷纷,那阶下积雪象是堆簇着的洁白的梨花。此处看似纯写景色,实则情因景生,寓情于景,包孕极为丰富。诗人烛下独饮,本已孤凄不堪,现在茫茫夜雪更加深了他身世茫茫之感,他不禁想到明年此时又不知将身在何处。“明年谁此凭栏杆?”这一反问,凝聚着诗人流转无定的困苦、思念故园的情思、仕途不遇的愤慨、壮志难酬的隐痛,是很能令人深思。
此诗首句用典,点明独酌的原因,透露出情思的抑郁,有笼盖全篇的作用。次句承上实写夜饮,在叙事中进一步烘托忧伤凄惋的情怀。第三句一笔宕开,用写景衬托一下,不仅使全诗顿生波澜,也使第四句的感叹更其沉重有力。妙在最后又以问语出之,与前面三个陈述句相映照,更觉音情顿挫,唱叹有致,使结尾有如“撞钟”,清音不绝。明胡震亨说: “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玩味此诗,庶几如此。
这是一首宫怨诗。点破主题的是诗的第二句“金屋无人见泪痕”。句中的“金屋”,用汉武帝幼小时愿以金屋藏阿娇(陈皇后小名)的典故,表明所写之地是与人世隔绝的深宫,所写之人是幽闭在宫内的少女。下面“无人见泪痕”五字,可能有两重含意:一是其人因孤处一室、无人作伴而不禁下泪;二是其人身在极端孤寂的环境之中,纵然落泪也无人得见,无人同情。这正是宫人命运之最可悲处。句中的“泪痕”两字,也大可玩味。泪而留痕,可见其垂泪已有多时。这里,总共只用了七个字,就把诗中人的身份、处境和怨情都写出了。这一句是全诗的中心句,其他三句则都是环绕这一句、烘托这一句的。
起句“纱窗日落渐黄昏”,是使无人的“金屋”显得更加凄凉。屋内环顾无人,固然已经很凄凉,但在阳光照射下,也许还可以减少几分凄凉。现在,屋内的光线随着纱窗日落、黄昏降临而越来越昏暗,如李清照《声声慢》词中所说,“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其凄凉况味就更可想而知了。
第三句“寂寞空庭春欲晚”,是为无人的“金屋”增添孤寂的感觉。屋内无人,固然使人感到孤寂,假如屋外人声喧闹,春色浓艳,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或者也可以减少几分孤寂。现在,院中竟也寂无一人,而又是花事已了的晚春时节,正如欧阳修《蝶恋花》词所说的“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也如李雯《虞美人》词所说的“生怕落花时候近黄昏”,这就使“金屋”中人更感到孤寂难堪了。
末句“梨花满地不开门”,它既直承上句,是“春欲晚”的补充和引伸;也遥应第二句,对诗中之人起陪衬作用。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指出“诗文俱有主宾”,要“立一主以待宾”。这首诗中所立之主是第二句所写之人,所待之宾就是这句所写之花。这里,以宾陪主,使人泣与花落两相衬映。李清照《声声慢》词中以“满地黄花堆积”,来陪衬“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词中人,所采用的手法与这首诗是相同的。
从时间布局看,诗的第一句是写时间之晚,第三句是写季节之晚。从第一句纱窗日暮,引出第二句窗内独处之人;从第三句空庭春晚,引出第四句庭中飘落之花。再从空间布局看,前两句是写屋内,后两句是写院中。写法是由内及外,由近及远,从屋内的黄昏渐临写屋外的春晚花落,从近处的杳无一人写到远处的庭空门掩。一位少女置身于这样凄凉孤寂的环境之中,当然注定要以泪洗面了。更从色彩的点染看,这首诗一开头就使所写的景物笼罩在暮色之中,为诗篇涂上了一层暗淡的底色,并在这暗淡的底色上衬映以洁白耀目的满地梨花,从而烘托出了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气氛和主人公的伤春情绪,诗篇的色调与情调是一致的。
为了增强画面效果,深化诗篇意境,诗人还采取了重叠渲染、反复勾勒的手法。诗中,写了日落,又写黄昏,使暮色加倍昏暗;写了春晚,又写落花满地,使春色扫地无余;写了金屋无人,又写庭院空寂,更写重门深掩,把诗中人无依无伴、与世隔绝的悲惨处境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都是加重分量的写法,使为托出宫人的怨情而着意刻画的那样一个凄凉寂寞的境界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此外,这首诗在层层烘托诗中人怨情的同时,还以象征手法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从而进一步显示出诗中人身世的可悲、青春的暗逝。曰“日落”,曰“黄昏”,曰“春欲晚”,曰“梨花满地”,都是象征诗中人的命运,作为诗中人的影子来写的。这使诗篇更深曲委婉,味外有味。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风俗画画家画不出时间的延续,须选“包孕最丰富的片刻”画之,使人从一点窥见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一法门,对短小的文学样式似乎也合宜,比如某些短篇小说高手常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不到情事收场先行结束故事,任人寻味。而唐人五绝名篇也常有这种手法的运用,张仲素《春闺思》就是好例。
这诗的诗境很像画,甚而有几分像雕塑。“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城边、陌上、柳丝与桑林,已构成一幅春郊场景。“袅袅”写出柳条依人的意态,“青青”是柔桑逗人的颜色,这两个叠词又渲染出融和骀荡的无边春意。这就组成一幅村女采桑图:“蚕生春三月,春柳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采桑度》),真可谓“无字处皆具义”(王夫之)。于是,这两句不仅是一般地写景,还给女主人公的怀思提供了典型环境:城边千万丝杨柳,会勾起送人的往事;而青青的柔桑,会使人联想到“昼夜常怀丝(思)”的春蚕,则思妇眼中之景无非难堪之离情了。
后二句在蚕事渐忙、众女采桑的背景上现出女主人公的特写形象:她倚树凝思,一动不动,手里提着个空“笼”——这是一个极富暗示性的“道具”,“提笼忘采叶”,表露出她身在桑下而心不在焉。至于心儿何往,末句就此点出“渔阳”二字,意味深长。“渔阳”是唐时征戍之地,当是这位闺中少妇所怀之人所在的地方。原来她是思念起从军的丈夫,伤心怨望。诗写到此已入正题,但它并未直说眼前少妇想夫之意,而是推到昨夜,说“昨夜梦渔阳”。写来不仅更婉曲,且能见昼夜怀思、无时或已之意,比单写眼前之思,情意更加深厚。
“提笼忘采叶”,这诗中精彩的一笔,是从上古诗歌中借鉴而来。杨慎早有见得,道是:“从《卷耳》首章翻出。”《诗经·周南·卷耳》是写女子怀念征夫之诗,其首章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斜口小筐不难填满,卷耳也不难得,老采不满,是因心不在焉、老是“忘采叶”之故,其情景确与此诗有神似处。但就诗的整体说,彼此又很不同。《卷耳》接着就写了女子白日做梦,幻想丈夫上山、过冈、马疲、人病及饮酒自宽种种情景,把怀思写得非常具体。而此诗说到“梦渔阳”,似乎开了个头,接下去该写梦见什么,梦见怎样,但作者就此带住,不了了之。提笼少妇昨夜之梦境及她此刻的心情,一概留给读者从人物的具体处境回味和推断,语约而意远。这就以最简的办法,获得很大的效果。因此,《春闺思》不是《卷耳》的摹拟,它已从古诗人手心“翻出”了。
这两首诗是通过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这一荒淫亡国的史实,以借古鉴今的。两首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议论附丽于形象。既是咏史,便离不开议论。然而好的诗篇总是以具体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训读者。议论不脱离生动的形象,是这两首诗共同的优点。
第一首前两句是以议论发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晋朝索靖预见西晋将亡的典故,照应国亡之意。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向齐都邺城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此句又与“荆棘”映带。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已报”两字把两件事扯到一时,是着眼于荒淫失政与亡国的必然联系,运用“超前夸张”的修辞格,更能发人深省。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如果说第一首是议论与形象互用,那么第二首的议论则完全融于形象,或者说议论见之于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形容美女妩媚表情。“巧笑”与“万机”,一女与天下,轻重关系本来一目了然。说“巧笑”堪敌“万机”,是运用反语来讽刺高纬的昏昧。“知”实为哪知,意味尤见辛辣。如说“一笑相倾国便亡”是热骂,此句便是冷嘲,不议论的议论。高纬与淑妃寻欢作乐的方式之一是畋猎,在高纬眼中,换着出猎武装的淑妃风姿尤为迷人,所以说“倾城最在著戎衣”。这句仍是反语,有潜台词在。古来许多巾帼英雄,其飒爽英姿,确乎给人很美的感觉。但淑妃身著戎衣的举动,不是为天下,而是轻天下。高纬迷恋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态。他们逢场作戏,穿著戎衣而把强大的敌国忘记在九霄云外。据《北齐书》载,高纬听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将成为敌军猎获物的情况下,仍不忘追欢逐乐,还要再猎一围。三、四句就这样以模拟口气,将帝、妃死不觉悟的昏庸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不著议论,但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及反语的运用,即将议论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强烈。
二、强烈的对比色彩。在形象画面之间运用强烈对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对象的特点更强调突出,引人注目,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现效果,是这两首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一首三、四两句把一个极艳极亵的镜头和一个极危急险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对比色彩强烈,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单从“小怜玉体横陈”的画面,也可见高纬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个关系危急存亡的“周归入晋阳”的画面组接,就难以产生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惊险效果,就会显得十分平庸,艺术说服力将大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则把“晋阳已陷”的时局,与“更请君王猎一围”的荒唐行径作对比。一面是十万火急,形势严峻;一面却是视若无睹,围猎兴浓。两种画面对照出现,令旁观者为之心寒,从而有力地表明当事者处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诗人巧于构思的具体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