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
这首词选自《东海渔歌》卷五。
上片从室外写到室内。首三句写室外之景：时已黄昏，微风轻吹，柳丝斜拂，不要说喧闹的人声已经寂静，连停息树上的鸦雀，也知时而“睡稳”了。三句着眼于空间环境，写足春夜之静。“睡稳栖鸦”一句，从结构安排上说又是“暗渡陈仓”之笔，由室外转入室内：栖鸦睡稳，反衬室内之人却夜坐不眠。接下去三句“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没有表情的刻划，也没有心曲的抒发，然而通过对女主人公在夜的推移过程中的动作的叙写，见出了她的百无聊赖。综观上片，以环境之静反衬女主人公心灵之不静，这固是作者措笔高妙之处，然而更妙的是，后三句如淡云遮月，如轻雾锁江，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艺术空白。
下片从室内再写到室外。换头句“红楼”二字，点明词中闺阁女子的身份。通过那扇未闭的窗户，室中人的心灵得以与室外的春景沟通，心与物融成一片。如果说，上片是以物境反衬了心境，那么，下片则让读者由“物理的”窗户去窥见人物那“心灵的”窗户。“被一缕、春痕暗遮。”“一缕”妙，那是一种轻轻的、幽幽的东西。“春痕”亦妙，那是一种拂之不去的东西。“一缕春痕”，或许是形容窗外飘拂的柳丝？但我们宁肯相信，它实是隐喻女主人公幽秘的春情。唯其这样理解，上片女主人公百无聊赖才有着落。然而“暗”字更妙，这种春情，不必指实为“怀人念归”，它是妙龄女子特有的若隐若现、欲露不露、若自知若不自知的情思。“暗遮”者，似遮似不遮之谓也。外景与内情逐层相渗透、相溶合，酿成末尾三句：“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三句从宋人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名句脱化而来，自不待言；但句中那几个轻倩纤巧的自然意象，一经重新排列组合，似乎产生了双重功能：它既可被视为实景，与上片景物融为一体，缴足“春夜”题面；又似包含着整体隐喻的意味——景物中传达出来的那一份轻柔，那一份纯净，那一份妙曼，不也与女主人公的素心柔肠有些相似？读者若将全词微吟再三，必能对个中奥妙有所会心
这首诗虽然说的是题画，却颇多咏怀言志之意，以题画为线索，融画意、友情、感慨于一体，于意象超远中见奇崛之气。 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诗的前四句从苏轼遭贬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引发归隐青林之想；五至八句写郭熙平远秋山图画意荒旷杳远；九至十二句表达诗人的南归之心；最后四句承上写诗人归愿难遂，求画慰归心。全诗章法曲折有序，韵法神形齐备，句法明丽清秀，内涵深蕴。
“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由“卧对”而“发兴”，用一“已”字，写出了苏轼身在玉堂，心游青林，顿然间神驰魄动的精神状态，点出郭熙画作使人“真即其处”的特点，真是“笔所未到气先吞”。这四句为平声删韵。按次韵诗惯例，隐括苏轼原作大意，叙述其在玉堂，即翰林院看郭熙画，因而萌生青林之思、隐逸之想。诗人次韵，语句多与苏轼原诗相应，却变化其次序。他从苏轼贬谪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同时引发隐逸之想。诗人这一变化首先突出了郭熙画作的传神处。郭熙所谓“象外意”“景外妙”，就是要使人“见青山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总之，要使人观此画而“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苏轼原诗已有此意，诗人更用倒插句法来突出它。这一变化更使这首诗起笔即有龙腾虎跃之势。黄州与京师地隔千里，苏轼从遭贬到被召回，已有七年。这四句却以极简省的笔墨将偌大的时空距离紧紧相连。前二句由“黄州逐客”起，起得陡健；三句转入玉堂观画，转得突兀；四句既照应二句“饱看山”，将前三句紧相钩连，又落脚于“青林间”，点出一篇主旨，为后文开出无穷天地。
“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余叠巘”，郭熙《秋山》图虽为御院画，却不像当时画院派那样偏重形似，而是崇尚荒旷杳远的意境。第六句含三重意，说此画虽为短幅，但是笔致曲折，能于尺寸之间开拓出一派秋晚旷远景色。“短”“曲折”“开”一语一转，句法拗折夭矫。五、六两句是虚写，七、八两句则实写，以补足上面的意思。从苏轼原作可知此画是一幅平远秋山图。从“外”字“余”字可以看出这是远景，正合从近山望远山之意。近景处将霁未霁，所以雨点明晰可辨，而景深处渐远渐淡，叠嶂江村正在烟岚之外若沉若浮。山峦的另一端上方，又有一行秋雁高飞南向。雨烟与叠巘的隐显变化，雁行与层峦的远近映衬，构成了“有明有晦”的色调、“冲融而缥缥渺渺”的意境。虽然画面上并未致力于秋山形状的刻画，然而其荒远之致却从字里行间很好地表现了出来。遭际相同、气味相投的两位大诗人，在郭熙那种荒旷杳远的画意中又一次发生了共鸣。这四句转用上声阮韵，承上“郭熙画”正写画面，照应原作“离离短幅”二句。
“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四句转平声阳韵，“画取”四句复转入声质韵，此二节韵意不双转。前四句承上秋雁之行而生南归之思，意脉遥遥呼应首节“青林”之想。“坐思黄柑”句化用唐代韦应物：“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秋霜降，桔柏黄，诗人却不能归去，于是感叹“恨身不如雁随阳”。“恨身不如雁随阳”句是化用杜甫“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表面上与上文意不相续，实则“雁随阳”句点明“黄柑”之思的含意，复将诗脉接回到画上来，以顿挫回旋之笔转入下文。既然归隐的愿望不能实现，那么慰藉情感聊胜于无，趁郭熙头虽白而目力尚能映窗作画时，请他“画取江南好风日”，以稍慰衰鬓游子的归心吧。这里“熙今”七句用的韵与“黄柑”二句相协调，意思则直接与下面“画取”几句相接，是三、四节的关键，不但补写了《秋山》图的主人形象，而且极自然地由三节过渡到四节。最后二句仍就求画而言。化用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句意收束全诗。杜甫诗言盛唐名画家王宰的佳作都成于舒闲不迫之间。诗人却变化其意，笔锋一转，说道：只是郭熙虽然肯作画，但他像王宰一样，要十日五日方能画得一幅，这对于渴望立刻见到家乡山水的诗人来说，略嫌迟缓。至此，全诗在迫切期待中结束。从次韵角度看，与苏轼原诗末尾求取龙门伊川图相应；而从此诗意脉看，又与开首苏轼的“青林”之思遥相呼应，画意、友情、归隐之思，一笔总收，余意荡漾于尺幅之外。
这首诗艺术上成功之处是能于跌宕恣纵之间表现出法度的深严，可从三方面体会。
章法：全诗的内涵很复杂，有苏轼与郭熙画做的关系，也有诗人自己与郭熙画作的关系及他与苏轼的关系。在这众多意思中，黄庭坚把握住情趣高洁旷远这一点，这正是郭画的精髓，也是苏、黄友谊的基础，这就在命意上抓住了根本，然后通过精心的结构，曲折有序地加以表现。作者首叙苏轼对画，末写自己求画，中间正写郭画以联结两端。在顺叙中处处用逆笔作顿宕勾勒，诗势似断复续，读来有龙腾虎跃之势。
韵法：这首诗用韵宽平，并且遵守七言诗四句一转韵、平仄互押的惯例。首四句用平声删韵，音调舒展清亮，正适于表现苏轼观画的旷逸情致。次四句用上声阮韵，音调上扬宛转，又很适宜表现郭画悠远的意境。这两节意随韵转，故节奏舒徐，有清远之趣。由观画而思乡，陡转平声阳韵，如大钟骤鸣，表现出画境在诗人心中引起的强烈振动。末段又转入声质韵，短促的节律又如同在诉说诗人渴望家乡山水的焦切心情。这两节韵脚音质变化大，又参用古诗韵意不双转之法，在古朴峭折的音律中隐隐透出一种抑郁之气。由舒徐清远而峭折不平，正反映了诗人观画时心情的变化。
句法：诗人的诗工于锤字炼句，前述“郭熙官画”二句的含意屈折、“但熙肯画”二句的善于点化，均是好例。更从全篇看，此诗前后两部分造句均陡快豪健，而中段的“江村”、“归雁”二句，明丽清秀，摇曳生姿，如同老树开花，别添一段妩媚。全诗因之而有变化神奇之妙。
此词写中秋月景而兼怀人。词中以清婉和雅的语言，对中秋月景和怀人情思作了细腻传神的描写。
开头两句“晚云收，淡天一片琉璃”，一笔放开，为下边的铺叙，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晚云收尽，淡淡的天空里出现了一片琉璃般的色彩，这就预示着皎洁无伦的月亮将要升起，此下的一切景和情都从这里生发出来。接着“烂银盘”句写海底涌出了月轮，放出了无边无际的光辉，使人们胸襟开朗，不觉得注视着天空里的玉盘转动。“莹无尘、素娥澹伫；静可数、丹桂参差。”写嫦娥素装伫立，丹桂参差可见，把神话变成了具体的美丽形象。“莹无尘”、“静可数”和上边所说的“晚云收”、“千里澄辉”的脉理暗通。到这里，月光和月中景已经写得很丰满。中秋是露水初降，已凉天气未寒时，是四季中最宜人的节候，美景良辰，使人留连。“疏萤时度，乌鹊正南飞。”化用了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和韦应物“流萤度高阁”的名句，写出了久坐之中、月光之下所看到的两种景物，这是一片幽寂之中的动景，两种动景显得深夜更加静谧。“瑶台冷，栏干凭暖，欲下迟迟。”中的“栏干凭暖”表明，赏月人先是坐着的，而且坐得很久；后来是凭栏而立的，立的时间也很长，以致把阑干凭暖，从而委婉地表现出词人不是单单地留恋月光，而是对月怀人。结语明说词人的怀人情意，曰“欲下迟迟”。
过片“念佳人音尘别后，对此应解相思”这两句，上承“欲下迟迟”，下启对情思的描写。过片接得自然妥贴，浑然无迹，深得宛转情致。下边主要从对方写起。遥想对方此夜里“最关情”的当是“漏声正永”，“暗断肠”的应为“花影偷移”。随着漏声相接、花影移动，时间悄悄地消逝，而两人的相会仍遥遥无期，故而有“暗断肠”之语。料想明天夜月，清光也未必会减弱多少，只是明天夜里是阴是晴，谁能预料得到呢？两人之所以共同留恋今宵清景，是因为今年一别之后，只能待明年再见了。这是接写对方的此夜情，自己怀念对方的情思，不从自己方面写出，而偏从对方那里写出，对方的此夜情，也正是自己的此夜情；写对方也是写自己，心心相印，虽悬隔两地而情思若一，越写越深婉，越写越显出两人音尘别后的深情。上片“露坐久”，“栏干凭暖”的深刻含意，通过对对方此夜情的两层描写揭示出来。歇拍三句“人强健，清樽素影，长愿相随。”结得雍容和婉，有不尽之情，而无衰飒之感。这首词的结句东坡的《水调歌头》结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是从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句化来。但苏词劲健，本词和婉，艺术风格不同。
这首长调词操纵自如，气脉贯串，不蔓不枝，徘徊宛转，十分出色。其佳处于起得好，过得巧，而结得奇。正如沈义父评说长调慢词时，所说的，“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叙，过处要清新，最紧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乐府描述》），这首词的末句堪称“一好出场”，显露了全词的和婉之妙。
《黔至驴》是我国一篇著名的古典寓言。开头是这样写的：“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至山下。”
作者首先从故事发生的地区环境写起。“黔”，是唐代当时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又叫黔中道，包括今天湖南西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和贵州北部一带。这一带有什么特点呢？“无驴”，从来没有过驴子。这一特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特点，就不会出现后面老虎被驴一时迷惑的情节，因此也就不会发生后面这样的故事。“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有一个没事找事的人用船运去了一头驴。这一句紧紧承接着“黔无驴”三个字而来，交代了寓言中的主要角色驴的来历——原来它是一个外来户。“至则无可用，放至山下”，运到以后，派不上什么用场，就把它放养到山脚下。这两句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说运驴的人是一个“好事者”，而且也很巧妙地把这个“好事者”一笔撇开——因为他同后面的情节没有关系——从而为下文集中描写寓言中的主要角色准备了方便条件。
随着驴被“放山下”，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中的另一角色虎的出场就很自然了：
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至。稍出近至，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这一段主要写虎见到驴以后的心理状态。“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老虎看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家伙，以为是什么神物。这是虎对驴的最初印象和认识。由于寓言一开头就交代了“黔无驴”，谁也没有见过，因此老虎少见多怪，产生这样的错觉是很自然的。于是，“蔽林间窥至”，它就躲藏到树林里，偷偷地盯着驴子。这里，一个“蔽”字，充分写出了老虎在“以为神”的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一个“窥”字，又说明了作为兽中至王的老虎虽怕但并不甘心、亟想摸清对方底细的心理活动，从而孕育了后面情节的必然发展。“稍出近至”，后来老虎又慢慢走出来向驴靠近些。这是对老虎并不甘心、打算摸底的心理的进一步揭示。“蔽林间窥至，稍出近至”两句，不仅写出了老虎行动的连续和发展——由迅速离开驴子的“蔽”，到立定脚跟的“窥”，再到走出树林、走向驴子的“近”——而且初步地揭示了老虎一心要认识这个“庞然大物”的决心。不过这里的“近”，并不是说同驴已经靠得很近了，只是指略微缩短了一点同驴的距离罢了；因为这时老虎对驴还是“慭慭然莫相知”，小心谨慎，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怪物。“慭慭然”，谨慎害怕的样子。由于“莫相知”，自然“慭慭然”；而由于“慭慭然”，当然也就只能“稍出近至”了。这里“莫相知”三字，既有承上的作用，说明老虎产生“慭慭然”不安心理和采取“稍出近至”谨慎行动的原因；又有启下的作用，交代了后面情节演进的根据。“他日”，有一天。这是寄全于一的笔法，说明老虎为了改变自己“莫相知”的状况，对驴观察已经不止一天了。由此也可见其决心。然而认识并未取得进展，仍然停留在“以为神”的阶段。所以“驴一鸣”，驴子吼叫一声，“虎大骇，远遁”，老虎大吃一惊，逃得远远的。为什么要“远遁”呢？“以为且噬己也”，因为老虎认为驴子要吃掉自己，所以“甚恐”，非常恐惧。“以为且噬己也”，点明了“甚恐”的实质；而“甚恐”，又为老虎后来识破驴子的真面目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进行了铺垫。
这一节写老虎的心理活动虽然只是一个“怕”字，但时起时伏，非常生动。“虎见至，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畏惧至心突然而起；“蔽林间”，可见害怕得还很厉害，纵是兽中至王，也不敢露面；“窥至”，虽害怕得很，但惊魂初定；“稍出近至”，说明畏惧心理已经明显减少，尽管仍然小心翼翼；“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甚恐”，畏惧至心又一下子达到了高潮。而所有这些变化又无不围绕着“以为神”的思想认识。
然而老虎“远遁”，会不会一走了至呢？如果这样，情节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从虎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虽怕驴但并不甘心的心理活动来看，它是不会一走了至的。事实正是这样，虎不但没有逃至夭夭，而且很快就看穿了驴子的假象；不仅逐渐消除了畏驴至心，甚至慢慢产生了吃驴至意：
然往来视至，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
这一节主要写虎对驴认识的深入。“然往来视至，觉无异能者。”然而通过来回观察，觉得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这是虎对驴“神”的形象怀疑的开始。这里的一个“然”字，非常有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语气的转折，而且也是虎由怕驴到逐渐认清驴的本质并最后把驴吃掉的整个情节的转折。“往来”，说明老虎的观察是多么细心和频繁。因而“觉无异能者”，并进而“益习其声”，对驴的吼叫声也逐渐习惯了。心理上的这一变化，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更加大胆，于是，“又近出前后”，进一步到驴子的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注意，这里的“近”，比“稍出近至”的“近”，又进了一步，是逼近的意思，充分反映了老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那么，既然认为驴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又为什么“终不敢搏”，始终不敢扑上去抓取它呢？这是因为老虎对驴的底细尚未彻底摸清的缘故。——虽然“觉无异能者”，但驴子的“无异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主观感觉罢了，实际情况如何，谁又知道！一个“终”字，把老虎慎重对敌、不敢贸然行事的思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一个“搏”字，又把老虎围绕驴子煞费苦心的全部目的披露无遗，从而为后面的吃驴情节作了伏笔。
这一节写虎“觉无异能者”的心理活动，尽管归结为“终不敢搏”，仍有怕的意味，但与开始的怕不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而且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以前的怕，是担心自己被对手吃掉的恐惧；怕，只不过是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吃掉对方的顾虑而已。所以，“终不敢搏”，既说明了老虎对驴的认识由“以为神”到“觉无异能者”的巨大进步，同时也说明了它对驴的彻底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那么后来，虎是怎样取得了对驴的彻底认识并终于消除了顾虑的呢？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至。虎因喜，计至曰：“技止此耳！”
这一节写虎对驴认识的最后完成。为了彻底摸清驴的底细，改变自己“终不敢搏”的心理，虎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活动。首先，“稍近”，慢慢靠拢驴子。注意，这里的“近”，比“近出前后”的“近”，又进了一步，说明虎已经非常贴近驴子了。“稍近”至后，“益狎”，越来越轻佻起来——这是对驴进行戏弄；进而又“荡倚冲冒”，摇摇它，靠着它，撞击它，甚至扒着它的脊背(“冒”，古代同衣帽的“帽”，覆盖的意思)——这是对驴进行挑逗。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虎一系列的挑衅性的行动，而且通过它得寸进尺、逐步发展的行动，还可以察知它大胆而谨慎、既藐视对方又重视敌手的思想。由“近出前后”的观察到“稍近”的试探，已经大胆了，但这毕竟只是距离的逼近；见对方没有反应，才进而由“稍近”的试探到“益狎”的戏弄，但这毕竟只是态度上的不恭；见对方仍然没有反应，最后才由态度上的“益狎”到动作上的“荡倚冲冒”。看到虎越来越无理和放肆，“驴不胜怒，蹄至”，驴再也压抑不住愤怒了，就踢了虎。这一下驴在虎的面前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所以，“虎因喜”，老虎因而非常高兴。显然，它是在为自己终于摸清了对手的老底——最大能耐不过一“蹄”而已——而在窃窃自喜。然而尽管如此，虎在下最后结论至前，还得要“计至”，在心里掂掇掂掇。掂掇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还有更厉害的招儿没有使出来呢？想了想，不可能；因为自己对它“荡倚冲冒”，已经使它到了“不胜怒”的程度了，盛怒至下，不顾一切，哪里还能保留一手呢？一个“计”字，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了虎对陌生至敌的格外重视。经过审慎地“计至”以后，才“曰：‘技止此耳’”，说：它的本领也不过这么一点点罢了。
到这里，虎已经把驴的本质彻底揭穿了。随着它对驴的认识的最后完成，“终不敢搏”的心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于是虎大吼一声，腾空扑去，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心满意足而去。这一小节写驴终于葬身虎腹的下场，尽管情节非常简单，只有“吃驴”两字，但作者写起来并没有简单化。吃驴至前，先写虎“跳踉大”，大发威风，用足令百兽魂飞魄散的一吼一纵震摄住对方，让它乖乖就范；吃驴时，也不是一下子就“尽其肉”，而是先“断其喉”，击其要害，使其毙命，然后大嚼大吃，一啖而光。这样描写，既生动而具体，又说明了慎重对敌的老虎是多么机警和精明。
以上，是寓言的故事情节。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呢？你是否觉得黔驴可悲呢？然而它又可悲在什么地方呢？人们从这里应该获得什么教训呢？这些问题，也许你还未来得及考虑。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的议论和感叹吧：
噫！形至庞也类有德，声至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一节正面写作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噫！形至庞也类有德，声至宏也类有能。”唉！形体庞大好像很有风度和德性，声音洪亮好像很有本事和能耐。这里，言外至意是说，形虽庞而无德，声虽宏而无能，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第一可悲至处。“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当初如果不拿出那么一点可怜的本领，虎虽然凶猛，但因疑虑、畏惧，始终不敢吃掉它。这里，言外至意是说，驴既不知自己无能，更不知敌手强大，轻举妄动，终于落了个被“断喉”“尽肉”的下场，这是第二可悲至处。以上，作者用言外至意的议论指出黔驴的可悲，虽然辛辣但还比较委婉；篇末用感叹指出它的可悲，就直截了当了：“今若是焉，悲夫！”如今是这样，真可悲！显然，“今若是焉”，正是指前面言外至意的两层议论，既包括“类有德”而没有德、“类有能”而没有能的意思，更包括“今出其技”、自取灭亡的意思。所以，作者发出“悲夫”的深沉长叹。
这篇寓言的题目叫“黔至驴”，然而通篇写驴的笔墨却很少，只有“庞然大物”“一鸣”“不胜怒，蹄至”等十多个字；相反，写虎的笔墨却非常至多，从开始的畏驴，到中间的察驴，再到最后的吃驴都写了。既有不断发展的行动的生动描写，更有不断变化的心理的细致刻画。因此，也许有的人要问：这是否有点“文不对题”呢？既然重点写虎，为什么不命题叫“黔至虎”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这篇寓言的主题是什么，作者创作这篇寓言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知道，《黔至驴》是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因参加这一进步改革而被贬作永州司马时写的《三戒》中的一篇。所谓“三戒”，就是应该引起世人警戒的三件事。《黔至驴》就是以黔驴的可悲下场，警戒那些“不知推己至本”、毫无自知至明而必将自招祸患的人。联系作者的政治遭遇，讽刺当时无德无能而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外强中干的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指出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也就不能不是他的写作动机了。这一点，从寓言末尾作者的议论、感叹和《三戒》文前的小序当中都可以得到说明。显然，要想表现这样的主题思想，关键在于充分揭示黔驴的可悲下场；而黔驴覆灭的可信与否，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把虎写活。——这，也许就是作者为什么命题为“驴”而着意写虎的原因了。当然，如果把主题理解为对于任何事物，不应被表面现象迷惑，只要弄清其本质，认真对付，就一定能战而胜至，那么寓言自然就“文不对题”而应易至为“虎”了。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明白，这是对寓言本意的引申和发挥，不是原作的本来意思。
然而，尽管用于驴的笔墨甚少，但是驴的形象依然极其鲜明。这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借助虎的形象的有力衬托。因为虎的一切心理和行动都是围绕驴而产生和展开的，所以明写了虎的深谋谙练、谨慎精明，也就暗写了驴的麻木不仁、愚不可及，这样，驴的形象便在不写至中被写出来了。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描写驴的笔墨虽少却精、以寡胜多的缘故。“庞然大物”一语，由于作者没有把它处理成自己笔下的客观描写，而是作为老虎心目中的主观反映，这就很富讽刺意味，不仅明写了驴的外在形体，而且暗示了它的内在无能。“不胜怒，蹄至”五字，通过对驴的心理和行动的极其简略的交代，就把它在别人暗算面前的麻木和乖乖进入圈套的愚蠢揭示无遗。如果说在虎“荡倚冲冒”的时候，作者只用“蹄至”两字就写出了驴的愚蠢上当；那么，在虎“慭慭然，莫相知”的时候，作者只用“一鸣”两字就似乎写出了驴的虚荣和卖弄了。因为当时虎对驴并无任何妨害，所以驴让虎“大骇”“远遁”“甚恐”的“一鸣”至举，不是自我炫耀、借以吓人又是什么呢？人们都把驴作为愚蠢的代名词，看来同它在这篇寓言里的鲜明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总至，柳宗元的《黔至驴》这篇寓言，笔法老到，造诣精深；既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又塑造了生动的形象；不仅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示和教育，而且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难怪它千古传诵成为我国文苑里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