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诗。一二句写鱼梁洲渡头日暮十分喧闹,并以此衬托诗人沉静和洒脱超俗的胸怀。三四句写人们归家,诗人去鹿门,写出了世人与诗人不同的归途。五六句写月光照耀,夜登鹿门山的情景,表现出隐逸的情趣和意境。最后两句写庞公隐居之所,岩壁门外,松径寂寥,只有诗人与山林相伴,与尘世隔绝,诗人恬淡超脱的隐士形象跃然纸上。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写诗人傍晚江行的见闻。
首句写白昼已尽,黄昏降临,幽僻的古寺传来了报时的钟声,次句写沔水口附近的渔梁渡头人们急于归家时抢渡的喧闹,首句表现的是安宁静谧的环境,次句却表现喧嚣,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比照,这是远离人寰的禅境与喧杂纷扰的尘世的比照。
第二联,前句承“渔梁”诗意,是写村人各自上岸还家;后句承“山寺”诗意,写自己回到鹿门。这两句是以人归引出自归,作为前文的具体补述。两种归途展现两样不同的心境,这又是一个比衬,从中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的隐逸志趣和不慕荣利的淡泊情怀。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中鹿门山的林木本为暮霭所笼罩,朦胧而迷离,山月一出,清光朗照,暮雾竟消,树影清晰。诗人完全被大自然陶醉,他忘情地攀登着崎岖的山路,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庞公昔时隐居的地方。这微妙的感受,亲切的体验,表现出隐逸的情趣和意境,隐者为大自然所融化,至于忘乎所以。孟浩然仰慕庞公的志节,他在《登鹿门山怀古》中也吟有“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的诗句。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中这“幽人”,既指庞德公,也是自况,因为诗人彻底领悟了“遁世无闷”的妙趣和真谛,躬身实践了庞德公“采药不返”的道路和归宿。山岩之内,柴扉半掩,松径之下,自辟小径。这里没有尘世干扰,唯有禽鸟山林为伴,隐者在这里幽居独处,过着恬淡而寂寥的生活。
全诗虽歌咏归隐的清闲淡素,但对尘世的热闹仍不能忘情,表达了隐居乃迫于无奈的情怀。感情真挚飘逸,于平淡中见其优美,真实。显然,这首诗的题材是写“夜归鹿门”,颇像一则随笔素描的山水小记。但它的主题是抒写清高隐逸的情怀志趣和道路归宿。诗中所写从日落黄昏到月悬夜空,从汉江舟行到鹿门山途,实质上是从尘杂世俗到寂寥自然的隐逸道路。
此诗通过描写诗人夜归鹿门山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诗人的隐逸情怀。整首诗按照时空顺序,分别写了江边和山中两个场景,先动后静,以动衬静,写出鹿门清幽的景色,表现诗人恬静的心境。
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全曲通过举例讲述了对世间豪族的否定,不如像陶潜那样隐居山林、饮酒自娱。全曲通过否定现实,讴歌退隐,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人生短促、盛衰无常,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因而要隔绝红尘,避世隐居,过与世无争、诗酒闲逸的生活。
小令第一句是从富的角度来写的。其中,“金谷园”是用典,即西晋富家石崇在河阳修筑的花园,以奢侈称著当时:以蜡当柴,美人充室,甚至在厕所中放有香料、干枣等。历代文人用其代富, 《红楼梦·林黛玉题世外桃源》中有: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在庾信 《枯树赋》中也有类似记载: “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昙花。”中间用 “哪得”相连,写出了作者对世间豪族的否定态度,认为石崇暴富只不过是一片云烟,稍纵即逝。
紧接着的第二句,作者将笔触转移到了人生的另一追求,寿的角度上。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想延长生命的期限,抑或还想阻止生命的结束,便 “打铁做门限”来阻止 “阴间鬼的牵魂”,但善良的人们啊,这 “千年寿”的美愿只能是一场空,哪怕把门槛筑得再高、再结实,都阻挡不了 “人固有一死”的生老病死规律。可见,这一切都是枉作。一种劝世嫉俗的感情溢于言表、流于行间。
“汨罗江”一句又是从忠君爱国的角度写的,这句也是用典。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在那浑浊的时代中,原本纯彻的汨罗水也被罩上了 “污屈原”的罪名,这使人很自然地想起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句诗。实际上,这里暗含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嘲讽与对屈原之死的叹惋之情、对忠君报国之人生追求的否定态度,同时也影射了自己的失意生涯,他 “为人方直,名闻天下,声彻闺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在当时却无法施展,这在他的杂剧 《王粲登楼》中有所反映,其中抒发了游子飘零、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感情。
“北邙山谁是千钟禄”,这句是对人生显贵的否定。笔随曲意,在最后的三句里,郑光祖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不如像陶潜那样隐居山林、饮酒自娱。既相逢当痛饮之,否则岂不有虚此行。但同样可视之为面对人生的自由:既来世上而不饮,岂不也是 “空归去”。因此,作者以与知己相逢为乐事,以诗酒自娱,卒彰显其志。
纵观全首小令,它通过否定现实,讴歌退隐,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作者认为人生短促、盛衰无常,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因而要隔绝红尘,避世隐居,过与世无争、诗酒闲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