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选自《世说新语·自新》。《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佚事小说。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录了汉末到东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遗闻佚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放诞生活和清谈风气。据《晋书·周处传》记载，周处，字子隐，晋代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在任御史中丞时，曾上书弹劾王亲国戚，不避权势。后来奉命征讨氐人齐万年，以少敌众，犹斩首万计，临危不惧，力战而死。这篇文章是写周处少年时代改恶从善的故事，表明一个人只要勇于改正错误，定会成为有用之人。
全文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写周处少年时代的为人。作品先点出他的性格，“凶强侠气”，成为乡里的祸害。《晋书·周处传》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处少孤，……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意思是说，周处少年时代，父母双亡因而无人管束，喜好游猎，不注意自己的品行，肆意横暴，乡里百姓都厌恶他，畏惧他。这篇作品却没有具体地写周处对乡里的危害，而只是把他与蛟、虎合称“三横”。这里是虚写，虽然十分简略，却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蛟、虎危害百姓，百姓畏惧它们，憎恨它们，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可是义兴百姓却把周处与它们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周处“尤剧”可见周处对乡里的危害之大，乡人对周处憎恨的感情又是何等强烈。同时也为下文写乡人对周处为民除害一事的反应作了铺垫。
第二层写周处杀虎斩蛟为民除害的经过重点突出了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这里是实写，有详有略。由于周处好勇斗狠，争强好胜，所以乡里有人鼓动他杀虎斩蛟。实际上乡人是想利用他除掉二害，使三害“惟余其一”。这足以说明人们对周处的憎恨之情了。可是作者觉得渲染得还不够充分，因此接着写他为民除害后乡人的反应。先写周处杀虎，一笔带过，再写他“入水斩蛟”。作者作了具体细致的描绘：“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这几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周处与蛟激烈搏斗的情景。与凶恶的蛟搏斗，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周处毫不畏惧，在水中上下翻腾，一直漂流了数十里，仍然紧追不舍，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周处的过人之勇。然后写乡人对此事的反应。过了三天三夜，乡人还不见周处回来，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以为三害皆除，于是更相庆”，作者把人们对周处深恶痛绝的感情强化到了几乎不近情理的地步。这样写，就为下文写周处的思想转变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三层写周处决心改过自新，这是全文的重点。先写周处的思想转变。周处斩蛟归来，听说乡人以为他已死而互相庆贺，这才知道自己被人们所憎恨，于是有了改过的念头。可以想见，乡人的态度给他心灵上的震动是多么强烈。象周处这样一个“凶强”成性的人，光是好言相劝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他当头棒喝，才能使他猛然醒悟。当然周处的醒悟还必须有内在的因素为基础。他不仅有“凶强”的一面，也还有“侠义”的一面，即争强好胜。这说明他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他自以为是个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好汉，理应受到乡人的尊敬。岂知人们对他竟如此深恶痛绝，这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于是“有自改意”。作者这样写，合情合理，深入地揭示了周处改过目新的内在动力。接着作者写他改过前的思想矛盾。周处想改过自新，但又心存疑虑：担心自己年岁已大，最终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请教当时有名的“二陆”(陆机、陆云)。他详细地向陆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思想上的顾虑。承认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因此陆云就以“朝闻夕死”相勉，并针对他思想上的顾虑，从正面鼓励他：一个人应该忧虑的是自己的志向有没有树立，又何必去担心自己的美名能不能远扬呢？于是周处翻然改过，终成忠臣。作者写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详细具体，而写他改过的经过却极为简略，真是惜墨如金。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突出周处改过自新的思想基础。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者是按照封建的道德标准表彰周处的，这是作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赞扬周处勇于改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周处的形象，既写了他与虎、蛟并列，为害乡里的可恶可怕的一面，也写了他为民除害、勇于改过的可敬可爱的一面。这个形象使我们认识到，青年人容易犯错误，但这并不可怕，难得的是立志改正，尤为可贵的是不易初志，抱守终生。
这篇短文在结构上颇具特色，作者精于剪裁，运用虚实结合的写法，突出了周处改过自新的内在的思想基础。作者虚写周处横暴乡里的事实，而实写他为民除害的过程，是为了揭示他改过自新的内在动力。详细具体地写了周处与陆云的谈话，而对他改过自新的过程却一笔带过，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他痛改前非的思想基础。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写法，不仅使读者感到周处改过自新的行为合情合理，真实可信，而且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另外，作品的语言也极为简练生动。全文只用了一百九十一个字，却把周处的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其简约与生动令人拍案称绝，无怪乎鲁迅先生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瓦官阁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寺庙之一，位于南京。此诗明显不是战乱年代所作，估计作于中年。
此诗流畅明快，一路对仗下来，可见李白的感动心情。几乎不用典故，明了清晰，白描风韵。
“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首三句写总写了姑苏台的高峻的形势。使得整首曲子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开阔的气势，为接下来的怀想和抒情做好了铺垫。“百花洲上”点明了姑苏台的位置，即在苏州城西南的百花洲上，靠近太湖。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述异记》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越绝书》也记载说“吴王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可见其非凡气势。“新台”是相对于阖庐所筑旧台而言，由此大约可以推断姑苏台的建造始于阖庐，终于夫差。“檐吻云平”，可见其势之高。而加一“图画天开”四字，将姑苏台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颇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之境。
“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写登台远眺时的感受。美景如斯，作者心中感慨万千，不禁陷入想象和追忆之中。“鹏俯沧溟”站在姑苏台上向下望去，就如同鹏鸟在天空中俯瞰海洋。“蜃横城市”，作者眼前所见之景，就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美丽。“鳌”、“蓬莱”都是幻景，和“蜃横城市”一样，都带有一丝不真实的恍惚之意。这种夸张的比喻既充分展示了姑苏台的雄伟壮阔，也反映出作者心中对此物此景的感受，即其并不赞赏这种奢华，也为下文怀古伤今埋下了伏笔。
“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化用了西施和伍子胥两个典故，这是乔吉惯用的手法。“西施捧心”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也暗喻吴王夫差当年宠爱美人的奢淫享乐。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所写也是此事。而往事越千年，一个“怅”字，表现了作者的浓重感情。他不仅为往事而怅惘，而且还着眼于现实。作者不止是为了吊古，而且也为了感今。
“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这三句作总收，表明曲的主旨。伤悼古事而思绪万端，之所以不要靠近阑干，乃是因为怕万丈尘埃迷了双眼。这一句的真正内涵结合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来看，是说吴王夫差覆国的故事将要重演，大元的天下不长。尾末这三句既点明了主旨，也体现了作者心中的无奈叹惋之意。
事实上，在吴国未亡之前，姑苏台已被越国毁灭，以后是否重建，史无记载；即令重建，到作者生活时的元朝，也不可能有遗构存在。早在唐朝李太白登临时，所看到的已经是“旧苑荒台杨柳新”（《苏台览古》）了；这首小令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作者丰富的想象，造语沉着，气势宏放，但又不发泄无余，有沉郁顿挫之妙，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开头两句写诗人临别时那种长期飘泊异乡的惆怅孤独之情。“客心”谓异乡作客之心；“百念”，谓百感交集。何逊一生仕途并不亨通。他先在扬州刺史、建安王萧伟幕中掌记室，“后荐之武帝，与吴均俱进俸。后稍失意……自是疏隔。”（《南史》本传）遂迁安成王萧秀幕中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中丁母忧归。后又除庐陵王萧续幕府记室。大约四十岁左右即死去。故其作客异乡，当与仕途坎坷有关。所谓“百念”，诸如异地思乡之愁，羁旅行役之苦，仕途渺茫之忧，人情冷暖之感，友朋难舍之念等，皆在其中。不难想见，其心情已经够沉重了，更何况而今又将孤身一人再度千里奔波飘游远方呢！眼前尚有朋友饯行送别，联句慰勉；顷刻之间，就将茕独孤舟，餐风饮露了。“孤游”，既突出自己征途中的孤独寂寞，又包含着对友朋的无限惜别之情。两句通过“已”、“重”二字构成递进关系，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复杂感情的重量，而与送者临别依依难舍之情也就隐然蕴藏在字里行间。
三四两句，既是写分手时江上的实景，又是借景寓情，含有象征意义。江天忽然浓云密布，烟霭黯然笼罩江面，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乍起，江水顿时涌起滚滚白浪。这云暗天低，烟波浩渺之景，恰与诗人此刻百感交集，愁绪茫茫之情相切；这狂风巨浪，暴雨将临，不仅是诗人心潮澎湃的感情外化，而且还形象地象征着、预示着旅途中等待着他的将是江上风雨一般的无穷无尽的艰难险阻、严峻考验。
送行留别这类诗，一般多是以情结出主旨，或惜别，或劝勉，或叮咛、或祝愿。试看《何逊集》中此类篇什亦多如是。如《赠江长史别》：“安得生羽毛，从君入宛许？”《送韦司马别》：“弃置勿复陈，重陈长叹息。”《别沈助教》：“愿君深自爱，共念悲无益。”《临行与故游夜别》：“相悲各罢酒，何日同促膝？”《送褚都曹》：“本愿同栖息，今成相背飞。”这是何逊为朋友送行。至于他留赠为他送行的朋友，则如《赠韦记室黯别》：“无因生羽翰，千里暂排空。”《相送联句》三首结尾云：“一朝事千里，流涕向三春。”“愿子俱停驾，看我独解维。”“以我辞乡泪，沾君送别衣。”无不以抒情结出主旨。唯这首以景作结，不仅以写江上实景见工，并且景中寓情，物我融一。比兴之意优游不竭，耐人寻味。堪称别具一格。陈祚明评何诗“经营匠心，惟取神会。”（《采菽堂古诗选》卷26）沈德潜亦称其“情词宛转，浅语俱深。”（《古诗源》卷13）殆指此类。
联句源于相传汉武帝与臣僚共作的《柏梁台诗》，但每人各作一句；晋代贾充夫妻联句，则人各二句；自陶渊明与愔之、循之联句，才发展为人各四句。南北朝时，联句之风盛行，鲍照、谢朓、范云、庾肩吾等人所作皆夥。与联句相对，凡无人续作或续而未成，则仅存的四句便称为绝句。“绝句”之名粱代始正式出现，何逊正当其时。此篇不仅两联对仗精妙，且词句精炼、风格清新，短短四句中，既有对过去的回味，对现在的描写，又有对未来的忧虑，包孕丰厚，已开唐人五绝气象。唯所押为仄韵，而平仄尚未完全规范，则又带有格律诗草创阶段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