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法曲献仙音”,又名“越女镜心”、“献仙音”。陈旸《乐书》:“法曲兴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律,有铙、钹、钟、磬之音。《献仙音》其一也。”又云:“圣朝法曲乐器,有琵琶、五弦筝、箜篌、笙笛、觱篥、方响、拍板,其曲所存,不过道调望瀛,小石献仙音而已。其余皆不复见矣。”《乐章集》、《清真集》并入“小石调”,《白石道人歌曲》入“大石调”。周、姜两家句豆大体相同。九十二字,前片八句三仄韵,后片九句五仄韵。前片结尾是以一去声字领下五言两句,后片结尾是以一去声字领下四言一句、六言一句,周、姜全同。
“风拍”三句。开头两句对仗。此言深秋时节,江湖上生长着的荷花,被风浪摧打得叶断梗折、花瓣零落,一派萧瑟之景。“艳拂”三句,言放在室中的盆栽荷花却仍旧生气勃勃,红白莲花随着金风在水盆上起伏不停。以此与上三句的江湖上荷花作比,并切入题意。“过数点”两句,言随着夕阳的折射,空中飘来几点雨丝。此种意境与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中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异曲同工,都写出了秋天的气候变化。雨丝挂在红白莲花上,使词人觉得莲花也在为秋尽冬临而流泪悲哀。
“宛相向”三句,述清晨莲花。言清晨,当玉井星坠向西边,彩霞从东方闪现之时,红白莲花随着微风发出飒飒的响声,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它们相对而玉立,仿佛两个娇女子在喁喁而语,并指点着说:“你看,你看,有一朵白云已经飞过了那远处小岛的上空。”“玉井”,即参星下四小星名。“寸藕”两句。言盆栽荷花的藕根虽短,但是如果折断它,那未其藕丝是抽扯不绝的,这就是“藕断丝连”啊。词人由此又联想到自己与爱人虽也是分隔两地,但心常思之也。“何郎”,即三国时的何逊,人称粉面何郎。这里借代词人自己。“半掬”两句。“掬”,离也。此言红白莲若即若连,似乎也感受到深秋的微凉,再听见寒蝉凄切,仿佛正在歌着《菱唱》曲,使寒意更加浓厚。“伴鸳鸯”两句,言盆栽的红白莲像鸳鸯般双宿水上,词人对花饮酒,自是一大雅事也。可是他偏不写饮酒,而是写酒醒后才发觉人已在床上,时候也不早了。这一曲笔,道出此词其实是词人的追忆之作也。
全词以拟人手法,写活了红白双莲,并衬以词人自己的联想,写花即写人也。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和“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等语,表露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与《报任安书》中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相对照。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美恶不分、公私不明、互相倾夺、贪生怕死、好贵夷贱之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也正因为此,所以虽克己复礼,仍“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