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词采取由远而近的写法，从天空景象和季节入手。“星河明淡”二句，上句写夜空，下句写季节。上元之夜，明月正圆，故“星河”（银河）显得明淡。此时春虽至，但余寒犹存，时有反复，故春意忽深忽浅。这二句写出了元夕的自然季候特征。
“红莲”这一句转入写灯，这一句“开”字从莲花自身生出，花与灯两种意思相关，这种手法写给人以快乐的美感。
“禁街行乐”二句，写京城观灯者之众，场面之热闹。元宵夜，老百姓几乎全部走到街头，去行乐看热闹，以致于弄得到处灰尘滚滚；而仕女们的兰麝细香，却不时扑入鼻中，使人欲醉。“暗尘香拂面”句，兼从苏味道诗与周邦彦词化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云：“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周邦彦《解语花·上元》词云：“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作者把苏诗与周词意思糅为一句，这样一来加大了句子的容量，也正因如此词意的酣畅则有所逊色。“城月随人近远”句，即化自苏诗的“明月逐人来”。此时作者把视线移向天上，只见一轮城月，似多情的伴侣，“随人近远”。明月随人这种现象，常人亦有所感觉，但经作者灌入主观感情，饰以新巧之笔，便见不凡。苏东坡读到这句时曾说：“好个‘城月随人近远’！”大概就是欣赏它笔意之妙。它与上句“暗尘香拂面”结合起来，写出兼有人间天上之美的元夕之夜。上片用此句结束，使词境有所开拓、对比，确是成功的一笔。
下片又笔锋一转写灯节的热闹。而笔墨着重于描写君王的游赏。“天半鳌山”三句，旨写皇帝坐御楼上看灯。譬如《东晋梦华录》载：“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东京梦华录》“大内”一节云：“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镌楼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角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皇帝坐楼上看到，鳌山上千万盏的彩灯，璀璨辉煌，使他感到十分悦目赏心，故曰“光动凤楼两观”。宋代皇帝一般是垂下帘子来观灯的，例如《东京梦华录》又云：“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东风静、朱帘不卷”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有了“东风静”三字，则自然与人事相交融的境界全部体现出来了。
“玉辇将归”三句，写皇帝御驾回宫。《东京梦华录》又云：“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车驾返内矣。”这时候，楼上乐队高声吹奏管弦。鼎沸乐声，仿佛从云外传来。这就是“玉辇将归，云外闻弦管”的意思。“认得宫花影转”，这句话是说臣僚跟着皇帝回去。正像《东京梦华录》“驾回仪卫”节说：“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僚，百司仪马，悉赐花。”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皇帝回宫时，臣僚们帽上簪着宫花，因而彩灯映照下，花影也就跟着转动了。这样写臣僚跟着归去，是很生动的。此风至南宋犹存。
观灯一事自古就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情怀温柔，将元宵盛景．化繁为简，从细微之处见盛大。写星河，写莲灯，写禁街，写尘埃，写明月：只是一些常见的事物，却写得氰氲烟生，颇有韵味。
该诗记述了诗人雁门途中所见，写出元朝统治下，兵役繁急，剥削惨重，官吏贪残，法令严酷，北方人民呼天不应，走投无路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憎恨。全诗描写具体，语言苍劲，有高度的真实性和概括力。
开篇四句，入手擒题，笼盖全篇。诗人在金城，被朋友款待，沉醉在欢歌乐舞之中，出门体察人民的生活状况，心中陡起无限的哀伤。“金城”交代地点，紧扣诗题“雁门”，“出门览民风”，交代事由，紧扣诗题“所见”。“惨惨愁肺腑”，则写出了诗人心绪，定下了全诗基调。“兀兀醉歌舞”与“惨惨愁肺腑”相对照，以有钱人的奢侈享乐与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与老杜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同样的用意。
“去年”以下八句，写诗人“所思”。“出门览民风”以下，似应写诗人出门所见，但诗人在此却宕开一笔，通过翩翩思绪来回溯去年以来人民的惨愁景象。先写兵祸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去年夏秋旱”，旱象连连，愁情绵绵；“七月黍穗吐”，秋禾吐穗，希望顿生；“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一夕之间，被连营军队，踏成平地，希望又成灰。在曲折跌宕中把人民饱受的战乱之苦表现了出来。再写严酷的赋税对人民的掠夺。以“急星火”状“调度”，写出了赋税催交的急迫；以“捶楚”来示“逋负”的后果，写出了催交赋税手段的残酷。丰收在望的庄稼已被“营幕”踏成平土，农民们颗粒无收，而“调度”之急，依然如故，“逋负”即受“捶楚”，残暴的统治确像“网罗方高悬”。即使想要“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乐国果何所？”用“网罗”比喻残害、掠夺人民的反动统治，见出其无所不在；用“果何所”说明“乐国”的虚幻，表现了人民无路可走，无处逃生的惨绝境况。
“食禾”四句，写诗人“所慨”。该四句是诗人对“去年夏秋旱”之后，人民所遭惨祸的根源所在经过理性思考后向统治者发出的义愤填膺的控诉与抨击。食人民禾的有百千害虫，吃人民肉的不止一只老虎。“有百螣”“非一虎”，写出了残害人民的祸害之多，“食禾”“择肉”写出了残害之烈、之酷。禾未秀即“食”，“肉”已无还“择”，其贪婪、残暴，令人发指。“食禾”之“螣”、“择肉”之“虎”的像中之意，透过诗人刻画，端倪已现，诗人把抨击的矛头，直指暴政黩武的蒙古统治者。人间“螣”“虎”为害，乐国无所，而天也在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呼天天不闻”，把诗人的极度愤慨和人民呼告无门、愁绝无助的悲惨境遇表现的凄切生动。叫地不灵，呼天不应，一篇感慨讽喻的诗篇，又于事何补。诗人只有徒唤奈何，感叹自己无力救民了。
“单衣者谁子”遥承“览民风”，“书”“雁门道中”“所见”之事。一般说，诗歌的人物描写，往往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求其神而不袭其貌，甚至是一个侧面，一个镜头，或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了。此处“单衣”，即是如此。虽未见人物形体、外貌，以及其他方面，但透过“单衣”的“剪影”，想到了人物为生计奔波的劳碌的面容，看到了人物贫困的处境。时届秋冬，远行人还穿单衣，生活之贫困宛然若见。“贩籴就南府”，写人物的行动。家无粮，不去贩籴又何以活命。“就南府”，从侧面证实了雁门一带的颗粒无收，人民的生计无着，无奈中只有向“南府”贩籴了。“倾身”两句写事因。“倾身”状其用力之大，“远”写其行程之遥，行人不顾路远而倾身前行的原因，只是为了“营一饱”。“营一饱”与“倾身”“远”相衬，表现了人物为饥寒所迫，而不得不远行的苦痛。“盘盘”二句写山道难行。“盘盘”已写出了山道的曲折回旋，再加上“雪”积、“涧深”，更见出了山路的险陡难行。结尾两句，在路弯弯、雪皑皑的背景上，推出了一个特写镜头：半山中，一辆破车，人拖、牛拽，不胜苦累。面对此景，诗人喊出了心中的郁积：“人牛一何苦？”险峻的山道与半岭驱车的意象对举，显示了与老杜的“不为贫困宁如此”相近的意蕴，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此段诗人极写行人衣着之单薄，行程之遥远，道路之险阻，与“食禾有百媵，择肉非一虎”在诗意上遥相对应，写出了人民铤而历险的原因，揭示了“苛政猛于虎”的主旨。
在艺术上，该诗一是采用了以赋为主，兼用比兴的手法。诗人在雁门道中的所思、所慨、所见，全用动态的诗法叙述出来，语言朴实，诗意淳厚。同时也用了比兴手法。“调度急星火”，“网罗方高悬”，“食禾有百腾，择肉非一虎”就是用的比兴手法：二是时空交织，诗境开阔。诗把无限的时空中发生的事都和在雁门道中所见的事交织在一起，织得天衣无缝。诗人在雁门道上只看到一个单衣青年在大雪茫茫、山路崎岖的半岭赶着牛车南下贩籴，却在这个背景上摄入了去年夏秋大旱的天灾，又摄入了七月禾苗吐穗时又被元军在一夜间踏成平土的兵祸，“去年”，今日，时空不断拉长；诗不仅写了雁门道中“人牛一何苦”的惨象，而且还摄入了“调度急星火”，写了处处“罗网方高悬”，处处无“乐国”，空间不断扩大。写了处处，时时，有许多“食禾的媵”，有“择肉”而食的“虎”。时空的交织，创造了一个广阔辽远的意境，使诗的主题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三是诗意层层递进。诗表现人民苦难，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叙述方法。禾穗方吐，一昔成土；充军催租，急如星火；鞭扑捶楚，网罗高悬。一层进一层地表现了人民的无以复加的悲苦情状。与层层递进的诗意相应，诗采用了层层进逼的古调仄韵：“但平土。”“果何所？”“复何补？”“一何苦？”把诗人“惨惨愁肺腑”的情感和人民愁绝无助、悲惨凄苦，表现得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