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为连章古诗，其中每一首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审美境界，而全诗六首从整体上展示了更广阔、更深邃、更完美的意境，描绘了一座雄浑壮丽的自然之山，一座奇异可感的神妙之山，令人体悟到这是寄寓着作者人生理想、人格向往的情感之山，心灵之山。泰山方圆四百多公里，体势宏大，“意想之所至，皆山也”（张俯《岱志》）。其景观雄奇、险绝、曲幽，奥旷之特色俱臻。仅以登山中轴线而历，从王母池、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天街至玉皇顶，再及日观峰、月观峰，沿途凡峰崖，涧谷，泉瀑，奇松怪石，名禽异花，云岚烟雾极目难尽，即或为长文，亦觉语白言乏。而李白在《游泰山六首》中却能以超然的宇宙观和独特的时空透视，目揽泰山万象平方寸，驰思结韵平毫端，以写意山水笔法绘出了有声画卷，显示了李白诗歌独有的豪放风格。

　　全诗开头，“四月上泰山”，看似平叙交代时间，却暗蕴泰山时令奇观背景。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暮春时节，李白佩剑挂芦，抱琴捋袂。从王母池开始登山了。“石屏御道开”，眼前的泰山诸多峰峦如同扇扇屏风，次第打开，一条帝王封禅时开辟的御道豁然而现。古御道有十几里之长，逶迤出没平峰峦涧谷之中。诗人没有白描峰回路转。而是以遥思当年唐玄宗封禅时的登途盛景赋笔。“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於今满青苔。”万千山壑、涧谷、碧蜂仿佛都在尾随着皇帝御车马队的驰骋而飞动起来，寥寥几笔就形象地表现了泰山山势“高远”而曲折盘旋上升的生动情态。如果说盘道弯弯，层峦尽染是诗人对登山起步景色的几笔渲染的话，接着诗人采用散点透视的视角，移步换景，从不同层次以不同的“皴法”向读者描绘了沿途山水的奇险幽秘。登泰山至中途，过中天门，曲折的盘路便为天梯般的石阶代替了。仰望两侧，悬崖千仞，“飞流洒绝，水急松声哀”，“北眺　嶂奇，倾崖向东摧”。泉水若“飞”，峰崖之高绝可见，巨岩累接，险峻难以登攀之状可想。泰山的高泉飞流，不似庐山瀑布“静态”地“挂前川”，而是遇崖迭挫，进溅成珠，泼“洒”在层层悬崖之上，又聚汇成流潜入深谷，水声也就融入松涛呼啸之中了。这是泰山独特的山水景致。向北望去，山峦如扇、如柱、如剑、如兽，千奇百怪，那处处悬崖都像要向东面歪倒下去，令人心僳。诗人顺手拈来“倾”“摧”二字，泰山之高险便活现了。诗人视点又下移到涧谷，只见大大小小的岩洞嵌进崖壁，“洞门闭石扇”，巨石宛如扇扇石门又将洞府封掩起来。涧谷中岚气凝结成的云团荡漾，急流、松涛在神秘的山谷中反复回馈延绵如雷。这云雷，就像是从地底下直冒出来。“地底兴云雷”，诗人摹景拟声，形象地衬托出泰山山涧之深之奇。这又像山水画中的“深远”意境了。

　　诗人如同一位业务娴熟的导游，指引读者从登山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的视角欣赏泰山千姿百态的奇景，可谓步步佳境。攀爬十八盘，登上寓天门，过天街，至极顶，“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才真的进入“如出天地间”的大境界了。东攀日观峰，“登高望蓬瀛”，“海色动远山”，诗人看到的是“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日观峰下的“云海”连接洋洋东海，与泰山融为一体，极写泰山之阔大。伫崖北眺，只见“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李白这里没有用摹写“黄河万里触山动，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那样壮大奔放的笔势，而是以线纹式的绘画手法表现了黄河的另一种“窈窕”姿态。这既有黄河下游平缓铺流的真实依据，也是从视觉形象上反衬出泰山之高。诗人抬头平视，丛峦迭嶂之上“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虽是写远望视点之实，却绘出了泰山“平远”奇逸之景。俯瞰脚下，则是“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自下登山所仰见的万千巨大峰峦，从这极顶望下去，却变得像人头“攒聚”在—起，而条条涧谷更显得深不可测，令人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值此，诗人“精神似飞扬”，“如出天地间”，身心完全融化在无垠宇宙之中，神思驰骋，襟怀浩荡，不禁张开双臂，“天门一长啸”。这长啸令群峰震撼，这长啸令云雾顿开，这长啸令“万里清风来”。至此，一位逸态凌云、吐纳天地精华的诗仙屹立泰山极巅的傲岸形象跃然纸上。一千多年过去，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便成了泰山山顶的一大人文景观，令后人登此也要或有所体悟，或附庸风雅地“长啸”一次了。

　　如果仅以上所析，诗人对泰山的描绘或只可作山水诗高手而论，然而《游泰山六首》更独具艺术特色的是，李白借助泰山神话传说，在诗中幻化出一个情节生动，亦真亦幻的泰山仙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容，拓展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泰山历来有神仙出没的传说。《列仙传》曾载仙人稷邱君为“泰山下道士”。《神仙传》传说汉孝武皇帝巡狩泰山曾遇“泰山老父”，头上白光数丈，寿三百岁。秦始皇羡慕的仙人安期生，更是怀揣“不死药”往来平泰山和东海仙山之间。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惝恍渺冥，泰山的山水雄奇神异，诗人将二者融为一体，就越发增益了诗意的一种朦胧虚幻色彩，并由此诱使人们去憧憬神话中的细节，去品味其中的绵绵幽情。

　　诗人登上高高的南天门，东望蓬瀛仙岛，遐想联翩，似乎真的看到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大海波涛中“银台出倒景，自浪翻长鲸”。心弦激荡，仰面长啸，回响遏云，打破了天宇的宁静。“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佩玉鸣环，皓齿微启，向李白亲切致意。大概酒仙大名已声闻仙界，玉女赠给李白一杯流霞仙酒品尝，又似乎是在探问：谪仙何故不再来修行，像我们一样自由自在！“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李白长揖感谢且显窘容。这“自愧”不知是谦辞，还是有难言之隐。“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诗人竟有点要放弃世事烦恼，随仙人而去的意思。这表明了仙女的不期而至牵惹了李白的思绪。李白在泰山之巅边赏景边思索之际，偏偏又遇到了一位“方瞳好客颜”的羽衣仙人。“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仙人没有同他说话，只赠给他一卷仙书，即消逝在云霞之中了。诗人拾起仙书翻阅，“其字乃上古”，如同“鸟迹”一般，“读之了不闲”，不知所以。李白想等仙师归来指点迷津，等了半天，可“从师方未还”，唯有“感此三叹息”。虽然求仙难，泰山美景却尽可赏心悦目。李白登上日观蜂，“凭崖览八极，日尽长空闲”，“举手开云关”，远观黄河玉带，正在惬意无限之际，不知何处又转来一位“绿发双云鬟”的小仙童，竟然“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诗人刚刚平静的心绪又被打乱了。他想自己二十多岁辞亲仗剑远游，至今又是二十多载，年华蹉跎，朱颜已谢。仕途理想既然不能实现，那就只好寻求捷径修仙了。“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仙童已倏忽逝去。但仙童的莞尔一笑却给李白留下一个不小的刺激，他真的要尝试一下修仙了，第四首诗如同使用蒙太奇手法剪接进了李白曾有过的修仙体验，描绘了一段美妙的幻境。李白确曾跟随著名道士吴筠同隐剡中，“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也曾“吟诵有所得”，出现过“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的幻觉。此时登泰山他仿佛就是“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的仙人了。朦胧之中，诗人在山巅看到东海巨灵之鳌背负蓬瀛仙山飘动，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海水中浮出倒影，巨鲸搅起冲天海浪，面且听到天鸡鸣叫。诗人回眸山顶，“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自”。泰山高耸入云。虽已近五月，山顶依然白雪晶莹，山花竟然在雪中绽放，人间不会有如此美景。天上乎，人间乎，真幻难分。诗人似乎要安下心来修仙了。他自慰“终当遇安期”，教他“於此炼玉液”，并能得到“不死药”，也能骑鹤“去无云中迹”，“高飞向蓬瀛”。

　　至此，李白泰山遇仙的“故事”看来就要结尾了。不料诗人又宕开一笔，另辟出第六首诗群仙夜娱的一幕，不仅泰山仙境描写的更加完整真切，而且把诗人复杂的情感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泰山之夜是那样幽秘，诗人怀抱绿绮名琴，漫步青山野径。“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玉真连翠微”。松涛平息，仙人的宫观掩映在苍翠之中，月华为山野披上一层透明的轻纱。诗人窥见众仙人在山巅开始了自己的夜生活：“处处笙歌发”，“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寂静娱清辉”，寥廓苍穹在屏息静听着自由的生命唱出的颂歌，高悬的明月好像仙人们的灵魂之光，也照射着诗人的心灵。李白此时已融进了仙人世界。“恍惚不忆归”，他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他也不愿意归去。他望见匏瓜星在闪烁，银河就在头上，几可摸到织女的织布机。诗人盼望天不要再亮，仙境不要再消失。“扪天摘匏瓜”，诗人举手向河畔，干脆要把匏瓜星摘下，急切之中却误摘了织女星，天还是亮了。仙境消失了，泰山秀姿依然，五彩祥云飘荡在晨曦之中。“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的仙境之旅戛然而止，仙引、问仙、学仙、慕仙的思绪统统被晴明消蚀了，只留给诗人些许失意甚或现实的思考：通过求仕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是艰难的，没有权势者举荐，只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求仙也是艰难的，因为仙人并不真的存在；可是泰山这样的人间“仙境”却常有，在这样的仙境中大可让自己的情感自由驰骋，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精神的愉悦。

　　《游泰山六首》在李白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当可与《蜀道难》《将进酒》等名篇相媲美。其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游仙体来写山水诗，形成了完美的独特的诗歌创作范式。自《诗经》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两脉各显神彩的文学传统，一是自楚辞演进而来的表现游仙内容的诗歌，一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山水诗歌。前者描绘出仙人和仙境的美好的艺术境界，多以寄托作者或政治理想难酬或愤世嫉俗的隐逸情怀；后者则以自然山水以及附丽平山水的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作为描写对象，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愁闷悲慨等各种情怀。自刘宋谢灵运山水诗起，将游仙内容与山水诗相结合，偶有所见，但未为大观。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似乎曾有这样的尝试：“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想象昆山娄，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尽得养生年。”虽不乏情致，但诗中的“昆山姿”“区中缘”“安期术”等仙人仙境的化用，不过是为诗用典增致，尚不能称为—种独特风格。而李白则集游仙与山水二体之长为一体，在《游泰山六首》中形成一种新的构思风格。诗中既用雄健粗放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勾勒了泰山壮丽开阔的艺术画面，又将游仙诗中常用的人物（玉女、绿发青童、安期生等），事典（巨鳌负仙山、仙人居住金银台、仙人饮流霞等），语汇（九垓、清斋、裂素、玉液、瓠瓜等），结合泰山神话传说，重新演绎描绘出仙人与仙境的新鲜的艺术形象，构思出诗人与仙人交往的生动故事情节。诗中既有仙境不同时空的具体情景描写，又有情节发展的连贯性，从而造成了强烈的美感和生动的形象。而这种美感和生动形象又是叠印在泰山神妙山水的真实背景上的，这不仅增强了诗歌飘渺奇逸的意境之美，而且使人有一种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艺术感受，其艺术效果就大大超过了其他以泰山为题材的山水诗作。

　　与以游仙写山水的构思风格相匹配，在《游泰山六首》中，诗人采用了山水实景与仙人仙境两条发展线脉绞结起伏，交相显隐的结构形式，展现了作者进行艺术构思的别具的时空意识。中国传统的诗歌抒情表意方式是在外象之中寻求心灵的对应物，借以实现感情的外化，使情意与物象构成默契。李白在这里的感情外化的对应物，不仅是实际的泰山山水景物，又是虚构出的仙境景物，二者组合在一个艺术整体中，共同完成一个艺术使命：传达出诗人游泰山的深层情怀。诗人笔下的实景以“四月上泰山”的登程总领引起，一线贯穿全诗六首。或写全景，或写局部，或用特写，笔势纵横，重染淡抹，舒缓有致，气象阔大神奇而又气韵贯通。但通读全诗六首，读者又感觉到诗中的山水描绘分明是在构建出一种大的环境氛围和场景转换，成为仙境赖以产生和情节发展的底素、背景和烘托。诗人笔下幻化出的仙境和仙人的活动景况，则以遇仙、仙引、思仙、学仙、慕仙的一条情节线索曲曲折折穿行在诗人描绘的泰山实景之中。作者在诗中表现出的或自由舒放、或惊异迷惘、或无奈失望等复杂的情愫则融化进实景幻景线脉的绞结之中，起起伏伏释放平虚实真幻之间，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谐振着诗人情感的律动，唤起山水境界中类似的审美心理，并引发对世事人生的无穷品味。

　　《游泰山六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结构不但是连章古诗的精巧写法，又是李白写作此诗时特殊的情怀背景所致。李白是一个怀有“鸿鹄”之志者，他的抱负是很大的。他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但由平他不肯向权贵“摧眉折腰”，只能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李白《游泰山六首》，既从表层诗境上展示了泰山山水和神仙仙境之美，又蕴含着萦平李白心底的矛盾彷徨情绪。泰山雄刺云天，登山目尽长空，凭览八极，或“举手开云关”，或“天门一长啸”，既是诗人傲岸、狂放性格的自然表露，也是诗人长期压抑下的慨愤不平在寥廓宇宙中的暂时放解。但这种性格表露和情绪放解与潜存心底的壮志难酬的情结又不时产生反差和碰撞。因而诗人运用或夸张、或险奇、或清丽的语言幻造出的仙境仙人虽然极具魅力，但并没有表现出诗人追求仙道的挚诚和狂热倾向。相反，诗中时隐时现的却是那种追求自由人格、追求宏大理想而不得实现的心境，有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叶燮《原诗》）的味道。全诗每一首大抵都是由实景入幻境，又由幻境结尾，若连缀起来，就可以品味出诗人是以奇思妙想遣怀去闷，在恍惚迷离的幻境中寄托自己的情思。从诗中可见，诗人对玉女“仙引”的回答是“自愧非仙才”，仙人指点门径的仙书是“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诗人欲与仙人攀谈，却“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即使想跟仙人“练玉液”，得到“不死药’，与仙人同娱同乐，但最终结果却是“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憧憬的自由驰骋的美好仙境，在全诗的结尾却是以“坐相失”的遗憾现实而结束。诗中所要表达的意旨不正是诗人彷徨无奈的惆怅情绪吗？如果联想李白在四月登泰山后的秋天突然奉诏入京，竟然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就更会体会到本诗这一意旨了，《唐宋诗醇》曾评李白此诗“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尔”应是很有见地的。只不过由平李白生性狂傲，胸怀旷达，遇事愤而不怒、愁而不苦，加之诗风飘逸豪放，诗中的意旨不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那样直白，“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罢了。

　　《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

　　这是一首描绘元代卢沟桥晓月很有特色的散曲。此曲描写卢沟晓月的优美景色。作者以动写静，使画面充满动感，意境十分开阔，气势也比较宏大，全方位地展示了卢沟桥畔的景物特点，结句似真似幻，表达了作者对人间美景的赞美之情。全曲意境深远，气势磅礴。

　　当时，卢沟桥是出入京都的大门，每当夜幕还未完全退去，桥上便已经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远处山色依稀，树影玲珑。此曲的首句便展现了这一情景。

　　“桥俯危波，车通远塞，栏倚长空”，这三句运用排比句式：“俯危波”言其险，“通远塞”喻其阔，“倚长空”显其高，寥寥数语，勾勒出卢沟桥的高大、雄伟、壮观，层次分明，且极为准确、生动。“起宿霭千寻卧龙，掣流云万丈垂虹”，这两句运用比喻、对偶和夸张的写法写卢沟桥，形象地描绘了卢沟桥恢弘的气势和寥廓的境界，极为形象、传神。

　　结尾三句，照应开头的晓行，诗人运用比喻的写法，展开丰富的想象，把卢沟桥与晓月、天上与人间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恬淡愉悦深遂高远的境界。诗中的“疏钟”、“行人”把画面点染得鲜活生动。最后一句“如步蟾宫”切合题中之“晓月”，如同带进了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一般。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此诗是《大雅》的最后一篇，它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与前一篇《大雅·瞻卬》的解题一字不异。这种情况在《毛诗序》中并不多见，说明《召旻》与《瞻卬》的内容是有关联的。从诗的开头看，读者多少也能发现一些共同点，《瞻卬》首两句是“瞻卬昊天，则不我惠”，仰望茫茫上空，慨叹老天没有恩情，《召旻》首两句是“昊天疾威，天笃降丧”，悲呼老天暴虐难当，不断降下灾祸，两者语气十分相似，只是《召旻》的口吻更激切一些。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忠良，致使国家濒于灭亡，所以诗人作《瞻卬》一诗刺之；周幽王又任用奸佞，败坏朝纲，这与宠幸褒姒一样对国家造成极大危害，所以诗人再作《召旻》一诗刺之。

　　此篇共七章，句式基本为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乃至七字句穿插其间。首章一开始就责天，责天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指斥。因为周人的天命观已有天人感应的色彩，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天的意志，天子政治清明，自然风调雨顺，天子昏庸暴虐，天就会降下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笃降丧”必然是天子缺德的结果。这样，百姓受饥馑荼毒，流离失所，即使在边僻之地也遭灾荒的惨象马上就攫住了读者的心，使之受到强烈的震撼，为受难的民众而悲悯，并由此去思索上天为何降罪于世人。

　　第二章逐渐进入主题。“天降罪民”义同上章的“天笃降丧”，变易其词反覆陈说老天不仁，当然仍是意在斥王。这一句与前一篇《瞻卬》的“天之降罔（网）”也是同义的，这多少也可见出两章内容上的相关性。然“蟊贼内讧”，勾心斗角，败坏朝纲，是昏王纵容的结果，已与上章所说天降之灾带来饥馑流亡全然不同，这也可见“天降罪民”实在的意思应是“王施恶政”。“昏椓靡共，溃溃回遹”二句，所用的语词虽然今人不很熟悉，但在当时却是很有生命力的词汇。痛斥奸佞小人乱糟糟地互相谗毁伤害，不认真供职，昏愦邪僻尽做坏事，已经是咬牙切齿的愤恨，但这还不够，于是最后再加上一句：“实靖夷我邦”——这是要把我们好好一个国家给葬送掉啊！读到此处，读者仿佛可以看到诗人的心在淌血。

　　在上章不遗余力地痛斥奸人之后，第三章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进行抨击，并感叹自己职位太低无法遏制他们的气焰。上章有带叠字词的“溃溃回遹”句，这章更进一步又用了两个双叠字词组“皋皋訿訿”、“兢兢业业”，一毁一誉，对比鲜明，不啻有天壤之别。“曾不知其玷”，问那些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缺点？可谓明知故问，是在上一章强弓硬弩般的正面进攻之后转为匕首短剑般的旁敲侧击，虽方式不同，但照样刺得很深。而“我位孔贬”又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这种身世之感不是单纯的位卑权微之叹，而是与伤幽王宠信奸人败坏政事的家国之恨密不可分的。身为士大夫，哪怕是地位最低的那一层次，也有尽心竭力讽谏规劝君王改恶从善的责任与义务，这虽尚不如后来顾炎武所标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境界那么高，却也不乏时代的光辉了。

　　第四章的描写又回应第一章，以天灾喻人祸。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如彼……”句式，一般来说，下一个“如彼……”句之后，应该也有说明性的文字，但这儿“草不溃茂”既是上承“如彼岁旱”的说明性文字，又是下应“如彼栖苴”的说明性文字。也就是说，照例是“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草不溃茂”的完整句式缩掉了一句，但此种缩略并不影响语义，反而使文势更具跌宕之致，这恐怕也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他的妙手偶得。此章末两句“我相此邦，无不溃止”，诗人说：我看这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道理！这种写出来的预言恰恰反映出诗人心理上的反预言，痛陈国家必遭灭亡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灭亡。但历史告诉人们：指出灭亡的趋势并不能使昏君暴君停止倒行逆施，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觉悟只可能是在遭遇灭亡之后，但遭遇灭亡便是终结，觉悟便也毫无意义；忠臣义士的劝谏对此种历史过程向来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历史中黯淡的一幕幕抹上一丝悲壮的色彩罢了。

　　第五章诗人作起了今昔对比，前面两句，是颇工整的对偶，这两句也有人点作四句，“不如时”、“不如兹”单独成句，亦可。“富”与“疚”的反差令人伤心，更令人对黑暗现实产生强烈的憎恨，于是诗人再一次针砭那些得势的小人，“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斥责别人吃粗粮他们吃细粮，却尽干坏事，不肯退位让贤。这两句令人想起《魏风·伐檀》的名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第六章开头四句也是对偶，是全诗仅有的比兴句（“如彼岁旱”、“如彼栖苴”当然也可视为用了“比”的手法，可是也不妨解为天灾之实象，虽有“如”字而无“比”意），清代陈奂《诗毛氏传疏》以为“池竭喻王政之乱由外无贤臣，泉竭喻王政之乱由内无贤妃”，可备一说。这数句用意一如《大雅·荡》末章“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大树推倒横在地，枝叶暂时没损伤，但是根断终枯死）数句，告戒幽王当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否则小祸积大祸，小难变大难，国家终将覆亡。“职兄斯弘”句与上章末句“职兄斯引”仅一字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不惜重言之，正见诗人希望幽王认识局势的严重性的迫切心情。而“不烖我躬”决不是诗人担心自己遭殃的一念之私。诗人反问：灾难普遍，难道我不受影响？意在向王示警：大难一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您大王也将身受其害，快清醒清醒吧！改弦更张现 在还来得及。

　　于是，末章怀念起当朝的前代功臣，希望像当初召公那样的贤明而有才干的人物能出来匡正幽王之失，挽狂澜于既倒，而这又是与此篇斥责奸佞小人的主题是互为表里的。这一章中，昔日“辟国百里”与今日“蹙国百里”的对比极具夸张性，但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今昔形势的巨大差异，读之令人有惊心动魂之感。最后两句“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出以问句，问当时之世是否还有赤胆忠心的老臣故旧，是诗人由失望而濒于绝望之际，迸发全部力量在寄托那最后的一丝希望。这一问，低徊掩抑，言近旨远，极具魅力。后世许多诗词作品以问句作结以求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实滥觞于《诗经》中此类句法。

　　明代孙鑛认为，诗人其心苦、其词迫而导致此诗各章意思若断若连，但全诗“不经意”中自有“奇峭”的特色。这是一篇好诗，但其作者凡伯到底是怎样的人，古代学者却聚讼纷纭。清代李超孙《诗氏族考》认《大雅·板》之凡伯与《瞻卬》、《召旻》之凡伯为两人，后者为前者世袭爵位的后裔。而此篇何以取名为《召旻》，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此篇的题解说：“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最后一章提到召公，所以取名‘召旻’，以别于《小旻》（《小雅》中的一篇）。”这种看法比《毛诗序》解“旻”为“闵（悯）”要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