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
“烟轻雨小,望里青难了。”古代文人要写离别之情,总是会将情景设置在烟雨迷蒙、柳条拂面之中。纳兰这首词也不例外。烟雨蒙蒙中,放眼望去,满目青色,无边无际。好像词人此刻的心情,充满迷蒙。
虽然从这首词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断出这是写离别之情的。但至于纳兰是为谁写的离别词,就不得而知了。从词句判断,应该是纳兰的友人。友人离别,站于迷蒙的细雨中,看着友人离去的方向,最终望不到友人的身影,想着友人此时应该走到何处。
一缕断虹垂树杪,又是乱山残照。”上片之见是时间的一个顺延,雨停之后,天边现出彩虹,在远处乱石上,夕阳残照,彩虹挂在树梢上。
尽管这首词并非纳兰的佳作,但依然可以从中看出纳兰写词的风格。纳兰将每种景致都极致化,令自己的词成为一种艺术。这首《清平乐》的下片依然写景,但更多则是抒情。
“凭高目断征途,暮云千里平芜。”登高望远,方能心胸开阔。纳兰这句词有着与自己以往词里没有的豪气干云。男儿气概在此时表露无遗,登高望断天涯路,前方征途漫漫,一眼看不到头,但是在眼前,暮云停驻,而云霞下面,则是千里的平原,草木丛生,犹如思念的荒地,长满了杂草。
“日夜河流东下,锦书应托双鱼”从这句词来看,似乎是要写给远方的爱妻,但从当时的情景来看,纳兰并未有牵挂着的女子。不过,不论这词是因何而作,也是纳兰将一番思念之苦,化作锦书,托送给双鱼,希望后世都能看到。
该词上片描写词人于塞上所见景色,下片依然写景,但更多的是抒情。全词不过是平淡乏味,但也可以表达出词人对自己妻子的怀念之情。
李白《南流夜郎寄内》诗道:“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这是李白在盼望安陆妻子许氏的来信。“离居”和盼“豫章书”,都足以说明李白已经不是在途中流走了,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地址了。这首诗的标题中的“南流夜郎”和诗句中的“夜郎天外”说明这个固定的地点,只能是夜郎。首句中的“怨”字,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悲愤不平。次句言自己身在天外,妻子音信杳疏。最后写北飞的大雁都没有了,仍没有等到妻子的书信。
可知宗氏在白上流途后仍然留在江西,宗璟又何能不陪姊而随李白?“南流”,更可知其不是溯江西去而是向南。时正是在乾元二年春天,按《大唐诏令集》卷八四《以春令减降囚徒制》:“其天下见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全免”之下有注曰“乾元二年二月”可知,李白正是依此诏免流,时正在洞庭舟中,还没有得闻诏令。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