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哀诗》是诗人吟咏自己因失意而哀怨的诗歌。《文选》将其归入哀伤一类。元末明初的刘履在《选诗补叙》（卷二）中说：“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子建即曹植，文帝指曹丕。此话概括了这首诗基本的思想内容。曹植很有才华，也有政治野心，起初被其父曹操预定为接班人，但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将其外放，并严密监视。诗人郁郁不得志，于是写作此诗以自鸣其怨。确切地讲，这并非一首完全意义的咏月诗。但是在我国传统诗歌里，月亮通常是引发相思、触动情感的一个典型意象，诗人们常常借助这个意象来表情达意，创立意境。此诗正是借月起兴，以一个怨妇的口吻，委婉曲折地表现自己遭受打击的悲凉境遇和抒发内心难以排遣的怨愤。
诗人自比“宕子妻”，以思妇被遗弃的不幸遭遇来比喻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的境况，以思妇与丈夫的离异来比喻他和身为皇帝的曹丕之间的生疏“甚于路人”、“殊于胡越”。诗人有感于兄弟之间“浮沉异势，不相亲与”，进一步以“清路尘”与“浊水泥”来比喻二人境况悬殊。“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暗吐出思君报国的衷肠；而“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则对曹丕的绝情寡义表示愤慨，流露出无限凄惶之感。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的遭际，诗情与寓意浑然无间，意旨含蓄，笔致深婉，确有“情兼雅怨”的特点。
诗分上下两部分。前四联为上部分，主要写景叙事；后四联为下部分，重在抒情泄怨。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既写实景，又渲染出凄清冷寂的气氛，笼罩全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运用了“兴”的手法带出女主角的背景：明月高照，思妇独倚高楼，对影自怜，思念远方的夫君。月照高楼之时，正是相思最切之际，那徘徊徜徉的月光勾起思妇的缕缕哀思——曹植所创造的“明月”、“高楼”、“思妇”这一组意象，被后代诗人反复运用来表达闺怨。明月在中国诗歌传统里，起着触发怀想相思的作用，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月夜，会撩起诗人绵绵不尽的思绪，勾起心中思念怪挂怀的人或事。
“上有愁思妇，悲有有余哀”运用了“赋”的表达方法，承接上两句直接点出该诗的主角——愁思妇的情怀——悲有和哀伤。当皎洁的明月照着高楼，清澄的月光如徘徊不止的流水轻轻晃动著，伫立在高楼上登高望远的思妇，在月光的沐浴下伤有着无尽哀愁。因为思念良人而不得见，甚至音讯亦不能通。这是典型的白描手法，即“赋”的表达方法。
“借问有者谁，言是宕子妻”也是以“赋”的方法来表达的，但是以问答的方式来达到“赋”的表达效果的：“请问楼上唉声有气的是谁？回答说是异地客旅者的妻子。”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明白如话。曹植接着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牵引出怨妇幽幽地叙述悲苦的身世，这同时也是曹植牵动了对自己崎岖境遇的感慨。从明月撩动心事到引述内心苦闷，曹植写得流畅自然，不著痕迹，成为“建安绝唱”。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承接上文，继续以“赋”的手法表达。思妇诉说她的孤独和寂寞：“夫君已远行在外超过十年了，我只好孤清地独自栖居。”透过思妇的诉说进一步描述思妇的哀有，非常直接。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运用了“比”的手法进一步表达思妇的哀怨情怀。将夫君比喻为路中的清尘，将自己比喻为污浊的水和泥，喻意两人相差太远，难以融合在一起，也比喻夫君高高在上，对己不屑一顾，自己卑微在下，不能攀附，非常悲哀。曹植于此自比“浊水泥”的弃妇，“清路尘”指的是曹丕曹睿。曹丕继位后不再顾念手足之情，疏远甚至防范著自己的亲弟。曹睿称王时，曹植多次上表上书自试，终究无法获得任用。所以曹植用了浊泥和清尘的远离相互映照，衬托出和兄长侄子形势两异的遥远距离。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承接上文，同时以“比”和“赋”的手法表达思妇的哀怨情怀。清尘是浮的，水泥是沉的，浮沉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因而和合在一起的机会是渺茫的。浮沉是比喻，点描出不能谐和的悲哀。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运用了“比”的手法表达思妇的心志。思妇见弃，不单不以怨报之，反而愿意牺牲自己：“可以的话，我愿意化作西南风，在人间消失而进入夫君的怀抱中！”思妇对夫君何等的忠诚和忠贞！为了得见夫君，不惜将自己比喻为西南风，化入君怀！曹植盼望着骨肉相谐和好，期盼能在曹丕曹睿身旁效力献功。所以他说但愿能化作一阵西南风，随风重投丈夫，也就是兄长侄子的怀抱。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运用了“赋”的方法表达思妇被冷待的遭遇和情怀，思妇的思念就象那缕飘逝的轻风，结尾的这缕轻风与开首的那道月光共同构成了一种幽寂清冷的境界。思妇很了解夫君的性情，超过十年了，音讯全无，“夫君的胸怀早已不向我开放了，我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哀怨之情，直透长空。这两句的表达非常直接，正是“赋”的典型手法。曹丕曹睿始终防备怀疑曹植，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抱负就不能实现。
该诗通篇表面上描写思妇诉说被夫君遗弃的哀怨情怀，实际上暗喻自己被长兄疏远排斥的苦闷和郁抑，这是另一种意义上运用了“比”的表达方法，这是诗人更深层的自况自喻。“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三国魏曹植《七哀诗》里的名句，这是坚决而执著的持守誓言。独守十年，没有沉沦和颓废，思妇依旧祈愿自己化作长风，随风而去，与君相依，这是思妇此生唯一的期待。子建也是如此。他在认清无常荒诞的命运之后，并没有放弃初衷，而是“长怀永慕，忧心如酲”（《应诏》）。
全诗处处从思妇的哀怨着笔，句句暗寓诗人自己的遭遇，诗情与寓意浑然相融，意旨含蓄，音韵和谐晓畅，情感哀伤凄婉。此诗确是一首充分体现了“建安绝唱”特色的上乘作品。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
此诗一开始就气度不凡。首联以北斗星高挂宫城边，巍峨的终南山都倚立在蓬莱三殿之前来映衬皇宫的宏伟高峻。这是借北斗、南山来歌颂长安城的壮观。“北斗挂城”还有一层隐意。据《三辅黄图》卷一记载，汉高祖修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隋唐长安城虽然对秦汉都城的设计作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是使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重相依，由北向南同用一道北城垣这一点并没有变。这样就突出了皇帝所居之处，宫城象征北极星周围的紫薇垣，皇城则象征着地平线上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天象，而郭城则象征着周天之内。这种以群星环拱北极星的设计思想，是皇权和专制思想在建筑学上的形象反映。所以，作者说“北斗挂城边”不仅是一个夸张性的描写，而且也是对长安城形制的一个象征性说明。
中间两联接着说，皇宫高耸，穿破云层，整个终南山中都缭绕着祥云瑞烟。颔联正面写终南山的宫观殿宇高入云表的壮观。颈联以终南山瑞云缭绕，和朝廷的兴旺之气相标，进一步以终南山景物来加以歌颂。
尾联直接颂扬皇帝寿比南山，治国有如尧舜。有了前面的描写，最后的称颂赞美就水到渠成。这一联连用两个典故，但从文意上看都很贴切，没有生硬拉扯的感觉。
诗人以北斗、南山、金阙、玉堂写宫殿的高峻雄伟、金玉满堂，以终南山的瑞气、祥云，如在仙境，形容皇宫有如天上宫阙，最后祝圣上寿比南山，愿永受圣王统治。诗人的这种赞颂，在战乱频仍、祸患不绝、人命危浅的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很善良的愿望。而作者所生活的唐代前期，国力强大，声威远播，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理想。但是，这种颂歌自古迄今几被所有的文人唱过，已成为陈套陋习，近于套话、门面话，凝定为一个迄今仍被沿用的歌颂模式，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杜审言写出这样虽富丽堂皇而无真挚个性的作品，实是功力和才情的一种浪费。
此诗借古代神话中著名的夸父逐日故事，歌咏失败的英雄，寄托对某些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的复杂感情。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藉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俱至”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神力”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夸父至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死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至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
用神话题材作诗，至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
该诗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农户全家总动员插秧的情景；田夫、田妇、大儿、小儿各有分工，拔秧、抛秧、接秧、插秧，紧张忙碌而秩序井然。前四句，纯用描写手法，极富表现力。后四句宛若一组特写镜头，绘形绘声。全诗写得新、奇、快、恬，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风格。
由于这首诗着力写雨中抢插稻秧，所以作者也不怠慢，开篇便动手“插”了起来：“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这分工何等明确，何等精细。拔秧活轻，小儿干，接秧也轻，田妇干；比较起来，抛秧插秧活重，田夫和大儿干。“抛”、“接”、“拔”、“插”，四个动词，准确具体。尤以“抛”字最妙，活画出秧束雨中飞舞的情态。只两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跃然纸上。
三、四两句进一步点明雨中抢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从句中不难领会春雨之密、之急、之大，否则，不至于从头上流入脖颈并沾湿肩膀。以“兜鍪”和“甲”分别比喻“笠”和“蓑”，充溢着一股火药味儿，正暗示抢插稻苗无异一场紧张的战斗。
五、六两句“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前句是个无主兼语句，“唤”的主语没有写出，按诗意应是位老妪或老翁。后句是个无主连动句，按诗意，主语应是“大儿”，还极可能包括完成了本职活茬的田夫、田妇和小儿。一家人干活绝无唱过一口便袖手看戏的道理。老人来叫他们吃早饭，（抢插何其早，自在其中），让他们歇那么小小一会儿，却无人动作，无人答话，似乎对田埂上的呼唤置若罔闻，连抬头看一眼的工夫也没有。不如此，便写不出抢插的紧张程度。
结句“秧根未稳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似乎是田夫对送饭老人的回答：“您瞧这稻苗还不栽稳，再说这块田还没插完，您把饭放这儿，我们呆会儿就吃，您得赶紧回去照看好那帮鸡鸭鹅们，它们要来到田里，可就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