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顺承了前两首词已有的气氛，并创造新的意境加以进一步的渲染，把作者所要表达的切肤之痛推上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一夜林乌头白”，乍看起来悖情拗理，“林乌” 头白，事实上，这一句不是以视觉去描写实景，而是以听觉去构筑想象。那野林之中夜宿的鸟儿哀啭地啼个不停，亦是因于无家可归的怨愁，同是天涯沦落人”，作者深深理解鸟儿的言语。但怀疑鸟儿是否一夜之间也如自己一样愁白了头发，“一夜”正是作者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写照。月亮渐渐向天边落去，忽然传来了呜咽咽的笛声、如泣如诉，那一定是远处关山之下戍边将士思归的心曲，啸啸的马嘶似乎也来自那个方向，战马怀念故土的感情非常深沉。
暗夜之中，作者目送着天空的落月，耳边时时听到这样一些声响，心里的衰伤和悲寂愈演愈烈。对比前两首词上片的写法，这首变换的手法更奇巧。黑夜遮挡了人的视线，听觉上升为感受外界事物的首位。一种声音引发一种想象的画面。所以，这首词的意境与前两首有所不同，缥缈、清虚，流溢着一种奇幻的美。
下片还是转入对主题的阐发上。 “鱼雁沉沉江国”是说两地遥遥相离，音讯难以相通。不要说难见“君”的“颜色”，难知“君”的“踪迹”，就是“君”的消息都难以得到。作者怎能不顿生感慨：“恨不奋飞生六翼？”可见，从第一首到第三首，作者思“君”的感情在逐步加深。“乱云愁似幂”是作者深重如云的哀愁形象的描述。就象那铺天盖地，悠悠不尽的浓云。真所谓“痛彻骨髓”“沉哀入骨”。
此词开头两句中的五柳坊、百花洲皆清江附近。起拍描写了词人隐居地仙境般的环境。先写居处所见：柳绿如烟，葱茏翠碧，景物朗润。此写地面之景。苍穹红云，绚丽而璀璨。此写天上之景。一幅夕阳山村之景的画面，展现眼前。这也是仅举一端，美景当不止此。地名中有柳有花，柳以绿濡，愈显其深邃；花以红染，益见其娇艳。词人匠心独运的描写，令人陶醉。
三、四句，“萧萧”其意为冷落，指头发花白。此时向子諲自叹年老，岁月蹉跎，世事不正常，固此白发萧萧。两衰翁：子諲其一也；另一位便是序中所说辞舂陵郡守致仕的仲舅李公休了。前三句写景叙事，舒缓有致。第四句“不与时人同梦”，词情转向激昂。
五、六句中的麟符、虎节，为君王调兵遣将之信物，受者有殊荣。而子諲言抛言掷，十分坚决。绍兴初年，子諲任鄂州知州，主管荆湖东路安抚司，寻任江州知州、改任江东转运使，进秘阁修撰，徽猷阁待制，徙两浙路都转运使，除户部侍郎，可谓品高位显。当宋金议和时，秦桧等投降派力主和，金使将入境，而子諲坚决不肯拜金诏违背秦桧意，乃被罢官，退隐清江，第五句当言此事。子諲忠节，不取悦于世，又不苟合于世，他这种凛然正气，直冲霄汉。第六句“徜徉江月林风”，和第一、二句暗合。一、二句写清江暮色，此写晚景。插叙往事后，词人接着写此时此境的心情。月朗风清，林中闲适徘徊。初读似写闲情逸致，实则词人的心潮并不平静。屈原《九章·涉江》云：“被明月兮宝路，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所言“明月”，珠名，实借“明”字之音，喻己行为光明磊落，借“月”高洁之义，喻己情操之高尚。向子諲林中信步，徘徊慨叹，和屈原诗句所言，可谓世同，情同，意同。
最后两句“世间万事转头空”，指宦海浮沉，犹过眼云烟。这句话表明词人视高官厚禄如草芥的心境。“个里如如不动”，“个里”其意为此中，即心中。“如如不动”，佛家语，指真如常住，圆融而不凝滞的境界。《金刚经》“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是此句之源。这句话用以表达词人结庐人境，不闻车喧，远污离秽，洁身自好的心境。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深蕴其中。词以对人生世事的感悟歇拍，既写出自己的心声，又写出了规劝世人的金玉良言。
全词似隐逸闲适之作，实为明志抒愤之词。全词反映了子諲居浊而守洁，远奸佞而守忠的美德。就其艺术性而言，写景，笔染春色，柳绿花红，月朗风清；叙事，笔挟风雷，激情慷慨。这种晴空布雷的手法，自出机杼，独标高格。另外，此词明开暗合，照应缜密，亦见词人匠心。第一、二句柳烟云红，当为暮霭之时，第六句月下林风，是晚间风景。时间之推移，如丝相贯，不见断隙。故是词实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好词。
《赤日炎炎似火烧》是《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中，杨志押送生辰纲行至黄泥冈时，白日鼠白胜扮作挑酒桶的汉子所吟唱的诗作。
该诗的一、二句“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是从天空写到地上。天上烈日当头，骄阳如火；地上稻禾枯焦，土地干裂。大旱之年，酷热难耐，庄稼被烤晒得枯焦了，押送生辰纲的人们，又将热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四句“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从农夫百姓写到公子王孙。旱情如虎，眼望着田里的稻禾枯死，一年收成无望，心如汤煮油煎一般，这是农夫心理的真实写照。那些公子王孙们，既不会在田间劳作，也不会推车挑担在路上行走，居然也热得受不了，不住地摇起扇子。这首诗从不同的侧面渲染天气的炎热，为押送生辰纲的杨志等人口渴思饮作铺垫，终于落入吴用所设计的圈套。三、四句描写了农夫与公子王孙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完全不同的心理和形态，预示着北宋王朝阶级矛盾正在日益激化。官逼民反，英雄好汉们终于聚义梁山，“替天行道”。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诗描写诗人登高远望，面对夕阳古道，荒草野冢时的所感所思。全诗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兼以联想，刻画出一个寂寞、寒荒、阴森的景象。这首诗表现出诗人虽有自卑，但至死也不甘雌伏的斗志。
首联写作者看到的夜景及内心之愁。“东风吹绽红亭树，独上高原愁日暮。”这两句具有象征意义。东风吹得红亭的树上绽开了花朵，这本是一种美丽的景色，但暗夜却已经要来到了。没有人感觉到这繁华中潜伏着的危机，只有他一个人为此而忧愁。为什么，就因为他远远高出于众人之上，他站在山顶。
颔联写诗人对众人的轻蔑。“可怜骊马蹄下尘，吹作游人眼中雾。”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在贵人所骑的骊马边讨生活的可怜虫，他们为骊马所扬起的灰尘迷住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而那些骑在骊马上的贵人呢，当然也都处于这位“独上高原”的诗人的脚下。他可怜这些卑贱的人物，他是高踞于他们之上的智者。不过，这同时也是写实，写出了他从高原往下望的感觉。
颈联交代时间的流逝。“青山渐高日渐低”只是一般性的过渡。“荒园冻雀一声啼”则是点睛之笔。这句不仅极写景色的萧杀、荒凉，同时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这个高出于众人的智者，在现实中却又是如此地遭到冷遇，如此凄凉，不过是荒园的一只冻雀，他的啼声虽然划过了垂暮的天空，引起闻者的战栗，但他的啼声又能传到多远，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这里，诗人从极度的自尊转到了极度的自卑，但在自卑中仍然显现出兀傲不平。
尾联是作者的怀古联想。“三归台畔古碑没”极写荒凉，是“青山渐高日渐低”的引伸，下句进一步写至死不渝的兀傲、永不屈服的精神，是“荒园”句的引伸。石马的嘶鸣固然出于想像，但在这想象中却正显示了诗人至死也不甘雌伏的斗志，不过这同时又是绝望的挣扎，因为这到底只是一种没有现实性的想象。
早在《庄子》或《楚辞》中就已第一次出现了高出于众人的独醒者的形象，但这首诗写出这样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感情，反映出这样的绝望挣扎的心情，塑造出荒园冻雀、嘶鸣的坟间石马的尖锐形象，在我国诗歌史上却似尚属初见。因而它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开创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