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文章通过记叙“摘印”这件事，集中写鲁亮侪不盲目执行上司指令，深入调查事实真相，并能尊重民意，抛弃私利，冒险犯难，仗义执言。作者通过生动地细节描写，刻画了鲁亮侪“奇男子”的形象。全文语言简练，绘声绘色，颇富有表现力。

　　本文先写在保定孙文正公处初见鲁的印象：“心异制，不能忘”，鲁亮侪“伟丈夫年七十许，高眶，大颡，白须彪彪然”，外貌已使人惊异，而“口析水利数万言”，尤其使袁心折。这时鲁已做到“清河道”，说明他对民生疾苦非常关心，因为那时水利是生民的命脉。在制府面前滔滔数万言也说明了毫无世俗那种在长官面前俯首帖耳的媚骨。这一节“心异制，不能忘”几个字是引起下文的关键。“心异制，不能忘”，二十年后在南京又“纵论至于鲁”，引出葛闻桥的一段正面介绍，也就是此文的主要部分。“鲁字亮侪，奇男子也”，这是这部分也是全文的眼目。全文都在着重写鲁的“奇”。为了表现鲁的“奇”，文章先用田文镜的威严来烘托。“提、镇、司、道"比县令官高得多，但在田文镜的面前“无敢游目视者”。鲁不是摆出官架子去摘印，而是微服骑驴去探明所以，足见鲁是有心人，关心人民的疾苦。中牟的人不忍李令制去，想向鲁公申诉，但有人摇手否决，因为“田督有令，虽十鲁公奚能为”。另一层从私利说：“且鲁方取其官而代制，宁肯舍己从人耶？”这两条否定的理由越充分，后面鲁亮侪的行动就越奇越光彩。这是反衬鲁的奇特。接着，鲁与李令接触后的行动写得非常细致动人。鲁先是问明李令亏空公款的原因，然后写鲁的思想斗争：“且浴且思，意不能无动。良久，击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这个行动和语言表明鲁要冲破世俗观念和行为做一件非凡的事。这种行为，连李令也不能理解。“鲁掷印铿然，厉声曰：‘君非知鲁亮侪者！’竟怒马驰去。”写得十分有声有色。“合邑士民焚香送制”。这既说明李令制深得人心，和上文“骑驴入境”所见所闻相呼应，同时也说明鲁亮侪的行为深受士民的敬仰。

　　到了省城，鲁先向两司说明情况，得到的反应是：“汝病丧心耶？以若所为，他督抚犹不可，况田公耶？”从两司的角度来反衬鲁的行为制非凡。去见田文镜，那气氛更为紧张，两司已将情况汇报了，还不等投名纸，“合辕传呼鲁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铁色，盛气迎制。”到这里，读者均为鲁亮侪捏一把汗！然后田公是一段明知故问，鲁是据实回答。“田公干笑，左右顾曰：‘天下摘印者宁有是耶？’”在已经紧张的气氛中又加把劲。以至于两司都想引咎自责：“两司起立谢曰：‘某等教饬亡素，至有狂悖制员。请公并劾鲁，付某等严讯朋党情弊，以惩余官。’”看来鲁亮侪非遭罪不可了。两司的态度，表明对田督的恐惧，也从反面为鲁的一段义正辞严的呈述做铺垫，愈加体现出鲁的非凡奇男子特色。在这千钧一发制际，鲁却胸有成竹。“免冠前叩首”这个动作细节，是对两司所说“并劾鲁”的回答和揶揄，不须多说，他自己把官帽去掉。“大言曰”三字表现鲁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在田文镜面前：“提、镇、司、道以下，受署惟谨，无游目视者。”无人敢大声说话，而鲁在田督盛怒的情况下偏偏“大言”以对。这段对话，有理有情有节，又为对方留有充分余地下台。“庶不负大君子爱才制心与圣上以孝治天下制意”这一点，是田文镜为制打动的，因为既恭维田文镜爱才，又抬出“皇上以孝治天下”的大帽子，田文镜不得不接受。“不然，公辕外官数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鲁表面上把自己说得一如众人，实际上却自占地步。“田公默然”和前文“面铁色，盛气迎制”、“干笑”等相对照，说明在鲁亮侪面前田公已无所用其威了。两司也不敢说话，只好用眼色暗示鲁退下来。“鲁不谢，走出”，这个动作也反映鲁刚直不阿的性格，把纱帽看得无足重轻。田公“默然”以后，终于深受感动“变色下阶”，呼鲁回来，取所戴珊瑚冠覆鲁头，叹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前倨而后恭，和前文“奇男子”呼应。到这里，这场冲突应该以鲁的胜利而告终了，但却又生波澜。“微汝，吾几误劾贤员。但疏去矣，奈何！”人们读到这里又不禁担心李令的前程。“鲁曰：‘几日？’曰：‘五日，快马不能追也。’”好像事情已成定局，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但在奇男子面前，却柳暗花明又一村。“公有恩，裕能追制。……五日而疏还。中牟令意无恙。以此鲁名闻天下。”这种速度是惊人的。为了表明它的可靠，所以交代了鲁少年时的情况，说明“武艺尤绝人”的原因。这是对“奇男子”制“奇”的另一方面的补充。

　　全文重点在描写鲁亮侪的“奇男子”的特色，作者先从反面烘托，层层写来，笔酣墨饱，而最后又以简笔补充了他“武艺绝人”，日驰三百里的奇技。这种奇技，正好为前面的奇行服务，使中牟李令能够无恙。作者选材主要是突出气节方面，武艺方面没有多加渲染，因为鲁亮侪的特点是冲破世俗观念敢于依良心天理行事，强调这一点对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如果过多渲染鲁的武艺如何高妙，那只不过是武林好汉罢了，反而冲淡了人物的精神力量。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