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新买了一把五尺长的刀,悬挂在堂屋的中梁柱上。
一天要抚摸很多次,更甚于喜爱十五岁的少女。
琅琊啊琅琊,琅琊的道路十分宽广。
春天的二三月时节,人们的单衫上绣着类似于裲裆的图案。
注释
悬著:挂在。著:兼语词,之于。
摩娑:用手抚摩。
裲裆:亦作“两裆”,是一种盛行于两晋南北朝的背心式服装,其名称最早见于东汉刘熙的《释名·释衣服》。制式为前后各一片布帛,在肩部有两条带子相连,无领,腰间以带子系扎,着于衣内或衣外,其意在挡住前心后背。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写诗人悲伤地辞别亲人,离开故乡,骑马上路了。诗人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是说:世间的事缠绕着我,使我无法脱身。前两句写辞别上路,是紧扣“赴洛”题意。辞别而至于低声哭泣,这固然是由于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做一件大事,正如齐梁诗人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巳矣。”(《别赋》)也是由于诗人前途莫测而感到悲哀。后两句一问一答,而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痛。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晋武帝“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而《晋书·陆机传》说:“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样的人才,又出身名门,当然不乏官员推荐。迫于官府之命,赴洛阳似非他心中所愿意的,故以“世网”缠身喻之。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写旅途中的忧思。诗人沿着向北的小洲往前走,思念纠结在故乡——南边的渡口。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荒野的小道空旷不见人的踪影。一路上,他充满叹息和忧愁。这里记述的主要是行程,沿着“北渚”向前走,路越走越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的心上满载着忧愁。
“野途”句引起下文,诗人开始着力描写沿途的自然山川景物:“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意思是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山林川泽逶迤曲折向前延伸,草木丛生,茂盛稠密。深深的山谷不时传来虎啸声,高高的树巅有金鸡啼叫。半夜里悲风袭人,孤零零的野兽从我跟前走过。这里所描写的景物,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还有“虎啸”、“鸡鸣”、“哀风”、“孤兽”。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胆战心惊。这样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令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这篇抒情小赋写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这里写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儿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王粲描写的凄凉景象,对环境起了渲染作用,对诗人内心的悲愤苦闷起了烘托作用。如此说来,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赴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这是因为诗人在赴洛阳之后的前途实在是吉凶难卜。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自然景色触动了诗人,从而产生了悲哀的感情。深沉的忧思纠缠郁结,绵绵无尽。诗人伫立山上,眺望故乡,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的身影,只有自己怜悯自已了。诗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生离死别的悲哀步上赴洛阳的道路,面对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激起他无限的愁思。孤独、失意、怀乡、自怜的感情油然而生。前途茫茫,他感到惆怅迷惘,
陆机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等都是华美的排偶句子。
这是一首咏七夕佳期的作品。作者一反以往七夕诗词的伤感情调,把天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美丽传说和人间李隆基杨玉环马嵬死别的动人故事,演绎、融汇为一个纯情浪漫、晶莹剔透的意境,抒发了对纯真爱情的美好祝愿和热烈向往。全词语言通俗易懂,形象鲜明生动,情调闲雅欢娱,给人以充分的艺术享受。
上片着重写天上,开篇以细致轻便的笔调描绘出七夕清爽宜人的氛围,诱人进入浪漫的遐想界。首韵“炎光谢”,说明炎夏暑热已退,一开头即点出秋令。“炎光”谓骄阳,代指夏暑。先说初秋,再从入暮写起,导入七夕:阵黄昏过雨,轻洒芳尘,预示晚上将是气候宜人和夜空清朗了。“乍露冷风清庭户爽”,由气候带出场景。“庭户”是七夕乞巧的活动场所。古时人们于七夕佳期,往往庭前观望天上牛郎织女的相会。接下来一句“天如水、玉钩遥挂”意思是说:秋高气爽,碧天如水,一弯上弦新月,出现远远的天空,为牛郎织女的赴约创造了最适宜的条件。“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飚轮欲驾”,想象织女嗟叹久与丈夫分离,将赴佳期时心情急切,于是乘驾快速的风轮飞渡银河。织女本为星名,故称“星娥”。“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表现了人们盼望天上牛郎织女幸福地相会。他们凝视高远的夜空,缕缕彩云飘过银河,而银河耿耿发亮,牛郎织女终于欢聚,了却一年的相思之债。上片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从景物描写到幻想神游的推移中,寄寓了人们对爱情幸福的美好遐想。的场面,也无热闹浓烈的气氛,各家于庭户乞巧望月,显得闲静幽雅。这种闲雅的情趣之中自有很不寻常的深意。词人强调“须知此景,古今无价”,提醒人们珍惜佳期,从中足见柳永对七夕的特殊重视,反映了宋人的民俗观念。以下数句着重写民间七夕的活动,首先是乞巧。据古代岁时杂书和宋人笔记,所谓乞巧,是以特制的扁形七孔针和彩线,望月穿针,向织女乞取巧艺。这是妇女们的事。“楼上女”是说此女本居于楼上,穿针乞巧时才来到庭中的。所以接着说:“抬粉面”,加以“云鬟相亚”,写姑娘们虔诚地手执金针,仰望夜空,乌云般美丽的发鬟都向后低垂。“亚”通压,谓低垂之状。此句写得形神兼备,廖廖数语,姑娘们追求巧艺的热切与虔诚便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了。接下来的一句:“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写七夕的另一项重要活动,这既是词人浪漫的想象,也是历史的真实。自唐明皇与杨妃初次相见,“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长恨歌传》),他们“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也就传为情史佳话。唐宋时男女选择七夕定情,交换信物,夜半私语,可能也是民俗之一。作者将七夕民俗的望月穿针与定情私语绾合一起,毫无痕迹,充分表现了节序的特定内容。词的上片主要写天上的情景,下片则主要写人间的情景;结尾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既总结全词,又点明主题。它表达了词人对普天下有情人的美好祝愿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展示了作者热诚而广阔的胸怀。
这首词,写天上是为了衬托人间,用典故是为了映衬现实,落脚点是人间的欢乐和世俗的幸福。作者把“天街夜色凉如水”的意象世界与“钿合金钗私语处”的心灵世界和谐地统一起来,描绘了一幅欢乐、祥和、幸福而又温馨的七夕夜色图,发出了珍惜良宵、莫负美景的呼唤。这呼唤,久远地回响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田。
《国风·周南·汉广》是先秦时代的民歌。这首诗是男子追求女子而不能得的情歌。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
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汉广》全篇三章,前一章独立,后二章叠咏,同《诗经》中其他重章叠句的民歌,似无差异。但从艺术意境看,三章层层相联,自有其诗意的内在逻辑。可析而为二。
首先,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方氏由此把《汉广》诗旨概括为“江干樵唱”,否定其恋情诗的实质,仍不免迂阔;但见出起兴之句暗示了采樵过程,既有文本依据,也是符合劳动经验的。
其次,从结构形式看,首章似独立于二、三两章;而从情感表现看,前后部分紧密相联,细腻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失望有失落;但诗篇于此未作明言,对这位青年当年追求思恋的一往深情,让读者得之言外。
诗篇从失望和无望写起,首章八句,四曰“不可”,把追求的无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逆转。一般把首句视为起兴;如果换一种读法,把“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置于首位,那么,“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便可视为比喻,连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构成一组气势如潮的博喻;瞻望难及的无限怅惘之情,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当年苦恋追求,今日瞻望难及。但心不甘、情难拔,于是由现实境界转入幻想境界。
三、三两章一再地描绘了痴情的幻境:有朝“游女”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游女”有朝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但幻境毕竟是幻境,一旦睁开现实的眼睛,便更深地跌落幻灭的深渊。他依然痴情而执着,但二、三两章对“汉广”、“江永”的复唱,已是幻境破灭后的长歌当哭,比之首唱,真有男儿伤心不忍听之感。总之,诗章前后相对独立,情感线索却历历可辨。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这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所谓的“企慕情境”,即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境界。《秦风·蒹葭》也是刻划“企慕情境”的佳作,与《汉广》比较,则显得一空灵象征,一具体写实。
《蒹葭》全篇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连主人是男是女都难以确指,诗人着意渲染一种追求向往而渺茫难即的意绪。《汉广》则相对要具体写实得多,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樵夫与游女;有细微的情感历程:希望、失望到幻想、幻灭;就连“之子于归”的主观幻境和“汉广江永”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具体的。不为无见。当然,空灵象征能提供广阔的想像空间,而具体写实却不易作审美的超越。钱锺书《管锥编》论“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诗经》中以《秦风·蒹葭》为主,而以《周南·汉广》为辅,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