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
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人虽已经离去，情却常难断绝。因此就有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伤，有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无奈。此诗即借一位妻子真切的内心独白，抒写了这种难以言传的离情别意。
“车遥遥兮马洋洋”——诗之开篇，是女主人公追忆夫君离去的梦幻般的虚景。不过，在此刻追忆之际，这虚景也可能为眼前所见的实景所引发。似乎是一个春日的早晨，阳光明媚、草色青青。画面近处，则是一位倚栏而立的女子，正痴痴地注视着穿过新绿树影的车马，东来西往。倘若能从近处观察，你便可发现：她其实并不“看着”车马，而是沉入了迷茫的幻境之中——眼前的车马，勾起了她十分珍贵的忆念。她仿佛觉得，此刻还正是亲爱的夫君离去的时候：那车身也一样颠簸、轻摇，那马儿也一样舒缓、潇洒。就这样在遥遥无尽的大道上去了，什么时候再见到它载着夫君归来？当消歇的马蹄声，终于将她从幻境中惊觉，车马和夫君便全都云雾般消散。美好的春景，在女主人公眼中只变得一片黯然。这无情之景，不过让她忆及往事，徒然增添一段缠绕不去的思愁罢了。
这就是“车遥遥兮马洋洋”所化出的诗境。这诗境妙在没有“时间”。它既可能是女主人公独伫楼头所见的实景，又为一个早已逝去的美好虚景所叠印，便在女主人公心中造出一片幻觉，引出一种惆怅失意的无限追念。
“追思君兮不可忘”，即承上文之境，抒发了女主人公追忆中的凄婉情思。那情景怎么能够忘怀呢——当夫君登车离去时，自己是怎样以依恋的目光追随着车影，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倾身于栏杆。倘若不是空间之隔，她真想伸出手去，再攀住车马话别一番呢！夫君究竟要去往哪里？“君安游兮西入秦”正以自问自答方式，指明了这远游的令人忧愁的去向。她说：夫君之入秦，既然是为了求宦进取，我自然不能将你阻留；只是这一去颠沛万里，可教我怎能不牵挂你？句中的“安游”从字面上看，只是一种幽幽的自问之语。不过在体会女主人公心境时，读者不妨把它理解为对旅途平安的一片祈祝之情。她当时就这样噙着泪水，送别了夫君。全没有想到，夫君的“入秦”竟如此久长，使自己至今形单影只、空伫楼头。
对往事的温馨追忆，由此把女主人公推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而人在痛苦的时候，想象力往往异常活跃。在女主人公倚栏独立、顾影自伤之际，一个重要的发现吸引了她。她想：世界上什么事物最难分离？这静静跟随着她的地上的身影就是！影之于身，朝暮相随、无时不在，没有人能将它们分离须臾。那就让我作夫君的身影吧！那时候不管登山还是临水，我都能时时陪伴着他。倘若是举杯邀月，他便可和我月下共舞；倘若他夜深难寐，我便跟随他漫步中庭——我再不会感到孤单，夫君也不会再有寂寞，那该有多好呵！“愿为影兮随君身”一句，正是女主人公顾影自伤中触发的奇妙诗思。这诗思妙在来自日常生活，而且特别适合于常常陷入顾影自伤痛苦的女子心理。这诗思又异常动人，表现的是虽在痛苦之中，而关切夫君犹胜过自身的妻子的深情。
想到这里，女主人公似乎颇有些喜意了，因为她“解决”了一个日日萦绕她的痛苦难题。但她忽然又想到，身影之存在是需要“光”的。若是身在背阴之处，那影子也会“不见”的，这样岂不又要分离？她简直有些焦急了，终于在诗之结尾，向夫君发出了凄凄的呼唤：“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夫君哪，你可不要到那背阴处去呀，一去我就会不见了。你站在阳光下好吗？那可是我的一片心愿呢！
这位深情的妻子，分明是被别离的痛苦折磨够了。在她的心中，再挨不得与夫君的片刻分离。痛苦的“追思”引出她化身为影的奇想，在这奇想的字字句句中，读者所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不离”！“不离”！“不离”！而诗中那六个连续使用的“兮”字，恰如女主人公痛苦沉吟中的叹息，又如钢琴曲中反复出现的音符，追随着思念的旋律，一个高似一个，一个强似一个，声声敲击在读者的心上，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这首诗完全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或者说是她一片痴心的“自说自话”。迷茫中把眼前的车马，认作为载着夫君离去的车马；为了不分离，就想化为夫君的身影；而且还不准夫君站到阴处：似乎都可笑之至、无理得很。然而，这种“无理得很”的思致，倒恰恰是多情之至微妙心理的绝好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