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代庖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则观察星象于天，下则观察现象于地，又看到鸟观的纹理和地理的形状，近则取法于身，远则取象于物，于是开始作了八卦，用它来表示法定的图像。至神农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录事物，诸事繁杂，饰伪的事情不断发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观足迹，知道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开始创造了文字。仓颉在开始创造文字的时候，大抵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以叫做“文”。后来形旁声旁相互结合就叫做“字”。“文”是表示事物的本然现象，“字”就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写在竹帛上的叫做“书”，“书”就是“如”的意思。到了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逐渐改变成不同形体。在泰山祭天地的有很多朝代，使用的文字没有相同的。
到周宣王的时候，太史官名叫籀的作大篆十五篇，跟古文稍有不同。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此后，各国诸侯互相征伐，不服从周天子，他们讨厌礼乐妨害自己，于是都废弃旧时的典章书籍。当时天下分为七国，各国田亩划分的制度不同，车路轨道的宽窄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衣冠形式不同，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丞相李斯就上书建议把这些混乱现象统—起来，废除那些跟秦朝文字不同的书写形式。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都是取史籀大篆，有的稍微进行一些改变或简化，这就是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王朝烧毁了经书，废除了过去的典籍，大量发动隶卒，兴起役戍，行政事务，监狱案件一天天繁杂起来，开始产生隶书，以求简便，于是古文从此不用了。
现在太学的学生都争着解说文字，阐明经义，妄称秦朝的隶书就是仓颉时代的文字。他们说，文字是世代相传的，怎么会改变呢？竟歪曲地说：“马头人”是“长”字，“人持十”是“斗”字，“虫”字是弯曲“中”字而成的。类似这种情况很多。这些都同孔子壁中的古文不合，也不合于大篆。庸夫俗子玩弄他们的所学，不明了他们所少见的东西，没有看到宏通的学者，也没有明白文字的条例，把旧艺当作怪异，把野言当成宝贝，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奥妙的东西，认为自己透彻地领会了圣人的深意。这样迷误不明，难道不是悖乱吗！
文字是经艺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基础，前人用它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用它认识古代文化。我现在编次小篆和古文籀文，广泛地采取通人的意见，至于各种解释，都是可信而有证据的。稽考诠释那些解说，目的在于拿它解释文字，剖析错误，告诉读者（使读者知道），通达文字构造的深意。分别部类排列，不使杂乱。在这里，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遗漏。那些意义不明的就清楚地加以说明。书中所引《周易》是孟氏本；《尚书》是孔氏本；《诗经》是毛氏本；《礼经》、《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都是古文经。至于那些还不清楚的，只好存而不论了。
注释
庖羲：即伏羲。
王：统治。
始：开始。
宪象：观测推算天象。
仓颉：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又曰苍王、仓圣。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
孳乳：派生。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
《莺啼序·荷和赵修全韵》为忆姬之词，与清真之实惜别而题咏柳者同意。这首词忽起忽伏，声情激越，是变徵声。全词共分四片。
第一片将出水芙蓉的美艳与抒情对象巧妙地结合起来，生动细致地刻画了所恋女性的优美形象。词人曾在“横塘”寓居，这里以倒叙方法，叙写当年的一个片断。他们在湖中乘舟穿过荷丛，观赏、戏弄着湖里的鸳鸯。她在晚霞中“笑折花归”，“润玉瘦、冰轻倦浴，斜拕凤股盘云坠。”形象地刻画出有似出水芙蓉的女性形态之美。“听银床声细。梧桐渐搅凉思。”桐叶飘坠的微细声响引起了词人心中秋凉将至的感觉。
第二片写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时光飞逝，往事已隔多年。燕子归来，旧巢不存，心爱的人已经离去。风吹竹响，引起词人的错觉，以为是故人敲门，但很快便意识到，故人再也不会象以往一样叩门而入了。“误惊起、风竹敲门，故人还又不至。”借用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诗句“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因竹而思及故人，因故人又想起与竹有关的另一件事情：“记琅玕、新诗细掐，早陈迹、香痕纤指。”睹物思人，旧情不堪追记。“罗扇恩疏”是她当时的怨语，现在竟成事实，特别感到后悔和自责。由此又引起对于往事的种种回忆。
第三片写“旧日”。“西湖旧日，画舸频移，叹几萦梦寐。”三句由西园移到西湖。写昔日西湖上共赏一湖荷莲，盈盈照水，如今几度梦魂萦绕。“乍湿鲛绡，暗盛红泪。”分写雨打在花瓣上，如鲛绡乍湿；雨落在花心中，如盛红泪的情状。与起笔“横塘棹穿艳锦，引鸳鸯弄水”相比，这里已蕴含深深的离别之悲。“綀单夜共，波心宿处，琼箫吹月霓裳舞”四句，写月下荷叶荷花随风摇曳如霓裳云舞。这段描写使读者不由产生关于青春的欢乐、真挚的情感、浪漫的趣味的联想。“向明朝、未觉花容悴。嫣香易落，回头澹碧锁烟，镜空画罗屏里。”这时词意忽然逆转，以叹息的语气描摹出西湖情事的悲惨结局：“嫣香易落”。“回头”与“几萦梦寐”相照应，合理地插入对这一段艳情的回忆。结尾处痛感往事已烟消云散。这一片词，有头有尾，在描写中又处处体现物性，予读者以一种朦胧之类。
第四片写今昔之感。“残蝉度曲，唱彻西园，也感红怨翠。”三句，写秋蝉感伤西园花枯叶落，哀鸣声声。“念惯省”明写蝉，实为逆入，回忆双栖于西园的往事。“暗柳追凉，晓岸参斜，露零沤起。”三句既写昔，也写今。既写二人夏夜柳荫纳凉，絮絮细语，不觉参星西斜，天近拂晓。也是写眼前在西园中孤单的日子。“晓岸参斜，零露沤起”，为荷塘边独自漫步的眼前景，“丝萦寸藕，留连欢事。”含蓄地表达了夏夜两人之欢。空见藕而不见莲，应前“回头澹碧锁烟，镜空画罗屏里。”二句，繁华飘撇，镜屏已空，徒令人悲。“桃笙平展湘浪影”对应“綀单夜共”，“有昭华、秾李冰相倚”对应“琼箫吹月霓裳舞”，遣词妍雅，涵蕴无限感伤。结以“如今鬓点凄霜，半箧秋词，恨盈蠹纸。”三句，人已老，词空赋，“霜”为“凄霜”，“词”为“秋词”，如何不令人恨。往事如零露沤起，转瞬已在浮光泡影中。
这首词咏荷，能得荷之神理、气韵。写雨中之荷、月下之荷，笔致曲折多变，但通篇清气流贯，澄澈如月，因所咏皆由忆姬而起，脉络清晰。这首经过高度艺术处理的咏物抒情词，内容十分丰富，是词人一生情事的总结。作者以曲折变换的词笔表现出来，借以掩饰心中那不愿为人所知的情感秘密，饱含了词人对造成这种悲剧的封建礼权和封建制度的反感。
这是一首山水隐逸诗，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建代表作品。
此诗题曰“际王昌龄隐居”，一是指王昌龄出仕前隐居之处，二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三十七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此诗所说“清溪”所在。常建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建辞官西返武昌樊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一作“深不极”，并非指水的深度，而是说清溪水流入石门山深处，见不到头。王昌龄隐居处便在清溪水流入的石门山上，望去只看见一片白云。齐梁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齐高帝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而山中白云便沿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高风度的象征。但陶弘景是著名阔隐士，白云多；王昌龄却贫穷，云也孤，而更见出清高。清人徐增说：“惟见孤云，是昌龄不在，并觉其孤也。”这样理解，也具情趣。
中间两联写诗人夜际王昌龄隐居处所见所感。颔联“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诗人际在此处，举头望去，松树梢头，一弯明月慢慢升起，光照入室。“君”指王昌龄。说王昌龄虽不在这里了，明月多情，却仍来陪伴着他的客人。王昌龄隐居处清贫幽雅，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茅亭。“茅亭际花影，药院滋苔纹”，是说夜际茅亭，看见窗外团团花影，错落斑驳;而到院子里，则看见莳养的各种药草，依然生长得很好，只是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往，路边已长满了青苔。这似乎只是写隐逸生活的情趣，其实字里行间流露了诗人对王昌龄没有坚持退隐的惋惜心情。
尾联就写诗人自己的归志以及对朋友的讽劝：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鸾鹤群”用江淹《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群，往来尽仙灵”语，与鸾鹤合群，与仙灵为伴，即表示要终身归隐。这里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志，也有对朋友的期待。“亦”字很妙，此时王昌龄已登仕途，常建却借赞扬王昌龄归隐之处，说我也要跟随你一起归隐。这是故意这样说，是对王昌龄一种善意的讽劝。这是本诗的主题所在，是与题目《际王昌龄隐居》的意思相合的。也即是说，常建是在招王昌龄归隐，与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诗同其旨趣。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确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诗人善于在平易地写景中蕴含着深长的比兴寄喻，形象明朗，诗旨含蓄，而意向显豁，发人联想。就此诗而论，诗人巧妙地抓住王昌龄从前隐居的旧地，深情地赞叹隐者王昌龄的清高品格和隐逸生活的高尚情趣，诚挚地表示讽劝和期望仕者王昌龄归来的意向。因而在构思和表现上，“唯论意表”的特点更为突出，终篇都赞此劝彼，意在言外，而一片深情又都借景物表达，使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景物都充满对王昌龄的深情，愿王昌龄归来。但手法又只是平实描叙，不拟人化。所以，其动人在写情，其悦人在传神，艺术风格确实近王维、孟浩然一派。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少年中国说》开篇以驳斥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对“我中国”的侮辱性的称呼“老大帝国”入笔，引出梁启超远大而美好的政治理想——“少年中国”。作家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心胸，抚今追昔，在历数唐虞郅治、秦汉雄杰、汉唐隆盛、康乾武功的基础上，笔锋顿挫，一转而至感慨万千：畴昔已随岁月流转为陈迹，“而今颓然老矣”！风雨飘摇、山河破碎、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民为待死之民。字里行间充满着痛心疾首的深沉焦虑与忧愁。随后，作家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指出造成国势衰微的根源——“中国老朽”，亦即制度的因袭、官员的守旧。进而，作家指出创造少年中国的力量在于“中国少年”——富有创新精神和爱国志向的一代民族新人。与此同时，形象化的表现手法揭示了中国老朽与中国少年对于民族和时代的迥乎不同的责任心。在鲜明、冷峻的对照中，作家提出了“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以激昂饱满的诗人般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中国少年奋发有为而少年中国豪迈崛起的振奋民志、激动人心的画面：美哉我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因此，梁启超的“新文体”政论文往往以抒情之笔出政论之说。《少年中国说》通篇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看情感的奔流，纵横“诗”笔而成”文”。
从艺术上来说，《少年中国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其颠覆性地丰富了传统散文的意象体系。文章不仅用“夕照”、“瘠牛”、“秋柳”、“陨石”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对“老”作多侧面的展示，从而对清帝国的衰败萎顿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等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从而巧妙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更为广阔、丰富、鲜活、跃动的新世界。
从文体语言上来说，《少年中国说》也很有代表性，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尤其是前此提及的新词汇、新意象的大量引入或创造，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法、句法系统进行了颠覆。就文体而言，《少年中国说》融辞赋、四六、律句、古文于一炉，各体之间自由穿梭而又流利畅达，彰显出作家深厚的操作文体的艺术功力。在中国文学语言、文体演进史上，梁启超的散文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形态，并直接导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方向。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诗的前两句写所见。“白日依山尽”写远景，写山，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写得景象壮观，气势磅礴。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后人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
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西望景。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
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溶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而称太阳为“白日”，这是写实的笔调。落日衔山，云遮雾障，那本已减弱的太阳的光辉，此时显得更加暗淡，所以诗人直接观察到“白日”的奇景。至于“黄河”。当然也是写实。它宛若一条金色的飘带，于辽阔大地上蜿蜒。
后两句写所想。“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非最高层）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
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但其含意深远，耐人探索。“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发表议论，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写景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从而把诗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成为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也使得这首诗成为一首千古绝唱。
这应当只是说，诗歌不要生硬地、枯燥地、抽象地说理，而不是在诗歌中不能揭示和宣扬哲理。像这首诗，把道理与景物、情事溶化得天衣无缝，使读者并不觉得它在说理，而理自在其中。这是根据诗歌特点、运用形象思维来显示生活哲理的典范。 这首诗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首全篇用对仗的绝句。前两句“白日”和“黄河”两个名词相对，“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依”与“入”两个动词相对。后两句也如此，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选录这首诗时曾指出：“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骨高故也。”绝句总共只有两联，而两联都用对仗，如果不是气势充沛，一意贯连，很容易雕琢呆板或支离破碎。这首诗，前一联用的是正名对，所谓“正正相对”，语句极为工整，又厚重有力，就更显示出所写景象的雄大；后一联用的是流水对，虽然两句相对，但是没有对仗的痕迹。所以说诗人运用对仗的技巧也是十分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