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祝融峰是南岳衡山的主峰，七十二峰之最高者。峰巅有上封寺，寺东有望日台，乃观赏日出美景的绝佳之地。本首诗描绘了作者登衡山祝融峰所见的景象。首先，倾力展示祝融峰高峻雄伟之姿；接着，抒发登顶之际黑夜消逝、晨曦初露的美景。最后，笔触落于山巅，远眺洞庭湖，湖面犹如半勺水，细腻而神奇。整首诗气势磅礴，洋溢着豪迈之情，折射出作者胸襟开阔、奋发向上的情怀，以及跃跃欲试、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诗中对祝融峰的描写则充满着生动的典故，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宛如信手拈来，真实自然。
诗的起调就不同凡响，气势开阔。因置身于最高的祝融峰上，众山尽在脚下，故云“四顾乃无峰”。“殊不觉”三字说明自己虽身登峰巅，却如履平地，意犹未尽。“四顾乃无峰”是实写，但也不乏夸张的成分，意在表现作者博大的胸襟与凌霄之志，写景中已有人在。首联两句扣住“晨登祝融峰”的题意，交代了作者的行踪，一个意气风发、凭凌山河的青年形象已跃然可见。颔联两句作为首联的补充，极言祝融峰的高峻与雄伟。众峰不可见，唯有浮动的白云时而飘过，令人胸臆顿开。“荡胸”二字则借用了杜甫的诗句：“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以山中云雾的展露和飘动，喻示可荡涤人的胸襟。由此可见，诗人怀揣着壮怀激烈、意气高迈的精神境界，表达出浩然之气，豁达洒脱之意。
颈联两句绘就黑夜凋零、朝阳冉冉升起的壮美景象。描述日出的诗作纷繁，但真正珍贵的在于能从宏大的视角以简洁生动的笔法描绘光明降临人间的霎那辉煌。首句折射太阳未显，大地沉浸于深沉黑暗中，众星亦隐匿无踪，昭示着黎明的前夜。次句则绘述天边绽放红霞，太阳犹如炼制而出的火球，刹那间光辉万丈，燃亮了天际。此处对比天地之间，气象恢宏，蕴含着惊人心魄的力量。先描绘大地的宁静与黑暗，再描绘天空的红霞与初阳，对比之中唤起人们对光明的热爱，也展示了作者内心对光明的渴望。
尾联两句描述登上山巅远眺洞庭湖，祝融峰高耸云端，俯瞰人间繁华，即便八百里的洞庭湖也变得渺小如半勺水。此刻，祝融峰的高峻将自己带入超凡脱俗的境地。结句以洞庭湖为引，联想秋天水位下降，湖中的蛟龙无处栖身，必将扬翅高飞。这两句收束气势雄俊，超然脱俗，展现出非凡的气度。
全诗由登山写到观日出，再由远眺想到蛰龙欲起，舒展自如，一气直下，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而浑然一体。其中不仅写出河山壮丽，也有丰富的寓意。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叠起丛生的时期，民族的危难激起了进步知识分子图谋改革的决心。作者看到了古老中国已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然而光明终将战胜黑暗。诗中“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二句不仅是眼前景象的纪实，还是当时形势的写照。诗的末句忽从记游写景宕开，发出蛟龙欲起的浩叹，抒发了自己跃跃欲试、奋起变革、建功立业的抱负。这种豪情壮怀已预示了作者后来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并以生命殉其理想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