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其文章和诗歌,都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是在他初踏入仕途的那年所作,诗中谴责了贵族特权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不忧国家前途的丑恶行经,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诗意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类似。
首句“绿原青垅渐成尘”,落笔便把题中“旱甚”二字,变成生动的形象状入读者眼帘,让人们看到在旱魔面前,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黄尘四起的严重灾情。一个“渐”字,说明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抗御旱情。从下文的“汲井”二字更可见出,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旱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句“汲井开园日日新”,紧接上句而来,但这里所书的“汲井开园”者并非是焦虑于垅亩之间的农民,而是指“权门”贵族。在特大干旱面前,特权贵族的府第里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派人“汲井”抗旱保花,而且还在不停地扩建新园,在花匠奴仆汗水的浇灌下,各种花卉长势奇好,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儿。这里的“日日新”与首句中的“渐成尘”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愈显出达官贵人们所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而是一己享乐。
第三句“四月带花移芍药”,写在严重旱灾面前“权门”的所作所为,点出题中“移芍药”三字。芍药带花移植本不易成活,但是,在“权门”的新“开园”中,没有怒放的奇花是不够惬意的,于是,“权门”就急令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这里,“权门”所忙碌的是“移”花,而农民所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从这一对比中,就更可看出“权门”全然不念农民的疾苦,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享乐,从而显露出其官服下所掩盖着的丑恶来。
结句“不知忧国是何人”,是诗人针对“权门移芍药”一事所抒发的感慨。“权门”本有君命在身,重权在握,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的苦乐为念,但是,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袭来的时候,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忧国”忧民的贤达,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不知”二字是明明知道,却故作糊涂,含有浓烈的讽刺意味。“忧国”二字是诗人思索问题的核心。联系“永贞革新”的历史来看,结句不啻是从本质上宣布了特权贵族不恤民苦、不忧国事的一大罪状,具有剑与火的战斗作用。
除了把深刻的政治思想附丽于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特色之外,这首诗的诗题对诗句的提领也颇值称道。诗句中并没露出“权门”的字样,要不是诗题中点明“移芍药”的主体是“权门”,诗的战斗性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似剑如火的地步的;有了“权门”二字的提领,读者就可以明白“汲井开园”的主体为何人,从而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另外,语言清新,对比鲜明,诗意含蓄,也都是这首诗歌不容忽视的艺术特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久旱无雨,绿色的原野和青色的田垅渐渐干成了尘土;而豪门之家的花园因有井水浇灌,还在一天天扩大,景色一天天变新。
时值四月,许多达官显要把从外面买来正在开花的芍药花移植到新扩充的花园中,真不知道他们之中还有谁以国计民生为念?
注释
垄:田埂。
成尘:田野严重干旱,土干尘起。
汲井:一作“汲水”。
吕温是一位颇具政治才能的历史人物,其文章和诗歌,都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政治斗争生涯中所留下的足迹。《贞元十四年旱甚见权门移芍药花》是在他初踏入仕途的那年所作,诗中谴责了贵族特权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不忧国家前途的丑恶行经,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诗意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类似。
首句“绿原青垅渐成尘”,落笔便把题中“旱甚”二字,变成生动的形象状入读者眼帘,让人们看到在旱魔面前,土地龟裂,禾苗枯焦,黄尘四起的严重灾情。一个“渐”字,说明旱情的发展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的,也透露出当权者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抗御旱情。从下文的“汲井”二字更可见出,只要执政者措施得力,旱象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句“汲井开园日日新”,紧接上句而来,但这里所书的“汲井开园”者并非是焦虑于垅亩之间的农民,而是指“权门”贵族。在特大干旱面前,特权贵族的府第里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不仅派人“汲井”抗旱保花,而且还在不停地扩建新园,在花匠奴仆汗水的浇灌下,各种花卉长势奇好,简直是一天一个样儿。这里的“日日新”与首句中的“渐成尘”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愈显出达官贵人们所真正关心的不是社稷百姓,而是一己享乐。
第三句“四月带花移芍药”,写在严重旱灾面前“权门”的所作所为,点出题中“移芍药”三字。芍药带花移植本不易成活,但是,在“权门”的新“开园”中,没有怒放的奇花是不够惬意的,于是,“权门”就急令花匠奴仆“带花移芍药”。这里,“权门”所忙碌的是“移”花,而农民所忙碌的则是抗旱保苗,从这一对比中,就更可看出“权门”全然不念农民的疾苦,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享乐,从而显露出其官服下所掩盖着的丑恶来。
结句“不知忧国是何人”,是诗人针对“权门移芍药”一事所抒发的感慨。“权门”本有君命在身,重权在握,理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以黎民的苦乐为念,但是,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袭来的时候,他们却置民生于不顾,这就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忧国”忧民的贤达,而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不知”二字是明明知道,却故作糊涂,含有浓烈的讽刺意味。“忧国”二字是诗人思索问题的核心。联系“永贞革新”的历史来看,结句不啻是从本质上宣布了特权贵族不恤民苦、不忧国事的一大罪状,具有剑与火的战斗作用。
除了把深刻的政治思想附丽于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特色之外,这首诗的诗题对诗句的提领也颇值称道。诗句中并没露出“权门”的字样,要不是诗题中点明“移芍药”的主体是“权门”,诗的战斗性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似剑如火的地步的;有了“权门”二字的提领,读者就可以明白“汲井开园”的主体为何人,从而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另外,语言清新,对比鲜明,诗意含蓄,也都是这首诗歌不容忽视的艺术特色。
这首诗作于公元798年(唐德宗贞元十四年)。是时诗人中了进士,看到京城大旱,却有权贵之家带花移栽芍药,有感而作此诗。
积薪自以为棋艺功成,天下无敌,然而“强中自有强中手”,店主婆媳不仅能在暗夜说棋,而且每招每势都是王积薪所不及,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艺无止境、因而“学”亦无止境道理,强中更有强中手,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虚心,要向内行人多多学习,有一点本领不要骄傲自满,学习提高是无止境的道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做人要谦虚谨慎,绝不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故事以王积薪自负棋艺始,以其自认不足终,前后照应,不仅使故事情节完整,而且使王积薪这个人物的形象也更为饱满。他的自负虽不足取,但遇到店主婆媳却能不保守、不嫉妒,这又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棋艺得以继续提高的条件。
“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写吴兴地处水乡的特殊自然风光。读者首先注意到两句中的三个数量词,它们写出了密而不紊的一片水系。“四水”是主干,“千溪”是支流,“万家”则意味着更多的支流。通过“交流”、“散作”“遍”等动词勾勒,读者仿佛凌空鸟瞰,一望收尽吴兴水乡风光。被这密如蛛网的水系所分割,江南绿野就变成许多色块组成的锦绣。“抱城斜”是指环城的干流与城墙有一定走向上的斜度,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势态,大大小小的水流都是活水,它们给江南原野带来了生机。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两句写水乡农作及其特点:人们在水深处种菱,水浅处种稻,而在不深不浅的地方种藕。它首先给读者呈现的是一派富庶的景象,难怪“人人都说江南好”,难怪有“苏杭熟,天下足”的俗谚了。这两句还给人更多的美感,在前二句的背景上描绘了更加生动的景物,即各种作物互相间杂,组成缤纷错综的图案。不说种藕而说种“荷花”,固然是为了字数韵脚的要求,但也使人从经济价值观念中跳出来,从审美价值角度来审视这幅图景。待到夏秋之交,绿的菱叶,黄的稻浪,红的荷花交相辉映,那是一幅格外宜人的图画。从语言风韵看,这两句也极有意趣,上句以“句中排”形式,揭出一“深”一“浅”,相反相成,已给人有唱叹宕跌、无限妍媚之感。而作者能事未尽,又写出一个“不深不浅”,对上句来了个折中,表现出绝妙的平衡;而在“深”“浅”字面上前分后总,又推出一层唱叹之音,使此诗洋洋乎愈歌愈妙。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这是颜延之《五君咏》中的第二首,歌咏的对象是魏晋间的名士嵇康。嵇康因曾作过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故于当时司马氏的政治集团抱不合作的态度。他虽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曾勇敢地抨击虚伪的礼法与附炎趋势之士,最后被司马昭所杀。此诗就是通过对嵇氏不谐流俗的倔强性格的歌颂,表现了颜延之本人的人生态度。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两句是对嵇康个性的总述。嵇康不能与世俗之人和谐相处,他自己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想学习阮籍的口不论人之过,“然未能及”,就说明了他禀性的刚直,又说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都体现了他不谐流俗,孤高自傲的品格。又据《黄庭经》注中说,餐霞是神仙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指在幻觉中感到日中五色流霞环绕,于是便蒋甘光流霞吞入口中,是一种得道的途径。诗中说嵇康天生具有成仙得道的禀性,自然已高出众人之上。《晋书》本传中说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知嵇氏本人重视自然的禀赋,以为这是得道的根本。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从“餐霞人”三字而来,说嵇康的学道求仙,“形解”就是“尸解”,指学仙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文选》李善注中引顾恺之的《嵇康赞》云,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士,东海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室内有美妙的琴声,很是奇怪,便跑去问鲍靓,鲍氏以为是嵇康在操琴,徐宁问道:“嵇康已被杀,何以还在这里?”鲍氏说:“叔度迹示终,而实尸解。”这就是所谓嵇康“形解”之说的依据。由“形解”而可以证明他已默然仙去。嵇康曾作《养生论》,专论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之道。孙绰的《嵇中散传》中说:“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晋书》本传上也说他以为“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都指出《养生论》一文是嵇氏的力作,这里所谓的“吐论”即指此。“凝神”二字语本《庄子》,如《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又《达生》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神”即指精神达到宁静专一的境界。这里说由嵇康的《养生论》一文即可看出他的精神面貌与深厚的修养。
如果说“形解”二句主要是说嵇氏的学仙出世思想,那么“立俗解流仪,寻山洽隐沦”二句则是说他处世的经历。嵇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深表不满,曾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他在思想上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异于世俗之人的见解。故诗中说他身在俗世却与流俗之见相背。史传上又载嵇康曾采药入山泽,乐而忘返,樵者见之,以为神人。又说他曾入山与隐士孙登、王烈等游,过往甚契,故此诗中说他居于山中能与隐者融洽相处。这两句表现了他与世俗相违而希企隐逸的思想祈尚。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两句则是对嵇氏遭诬被害的解释和总结。据《晋书·嵇康传》中说,嵇康得罪钟会,钟会就在晋文帝司马昭面前进谗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康曾助毋丘俭,遂遭到杀戮。然可见当时已有人将嵇氏比作龙,《晋书·嵇康传》中还说“人以为龙章凤姿”。故颜延之也以鸾、龙比喻嵇氏,以为它们虽然时常受到摧残,但其不屈的本性却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驯服的。言外之意是说嵇康虽时时受人诋淇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然其不受世俗束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正是他受害的真正原因。作者以此歌颂了嵇氏的人品精神,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不肯屈从世俗的个性。
颜延之的这组《五君咏》各诗在结构上相当严密而且一致。起二句为概述一人平生最重要之活动或思想核心如阮籍之韬晦隐沦,嵇康之不谐流俗,刘伶之寄情于酒,阮咸之高材美质,向秀之甘心淡泊,都于首二句中道出。后四句则叙述人物的主要行事与个性,往往取诸史传,择其典型,令人物的品行于数言之中揭出。最后两句则能在咏史的基础上翻出新意,以古证今,借古人之事而表现出自家怀抱。何焯评这组诗说:“既能自叙,仍不溢题。”就指它们能在紧扣论史题目的同时而自叙心迹,如此诗中“鸾翮”二句即表达了颜延之本人对人生与时事的态度。
这组诗的结构也颇类似于后来的律诗。首二句总领起势,后四句铺填,最后议论作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对于颜诗结构的精严前人也已道及,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就指出了颜氏体裁上的明晰与缜密,《五君咏》便是极好的例证。